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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明清史。独著《宗族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明代宗族研究》《朝鲜族谱研究》《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岁时节日里的中国》《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乾隆事典》《清史十二讲》《观念、史料与视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等；主编《宋以后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等；合撰《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等；辑有《乾隆帝起居注巡幸盘山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以及法国《年鉴》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倡导中国社会史研究，我已著文介绍有关区域社会、社会结构、宗族、家族以及家庭方面的研究状况。兹继续撰文介绍有关中国生活史特别是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以生活史为标志的，南开大学的中国生活史研究也有着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的演进与阶段性变化。
一、开展有血有肉的社会史研究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的历史研究开始改变僵化的阶级斗争思维，更全面、整体地看待历史，国民经济也由僵化的计划经济向灵活的市场经济调整，现实生活呈现出丰富而有活力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生活史也是促使历史研究活化与深入的途径。冯尔康先生回顾道：“20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社会生活史。我于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史’选修课，重点是放在生活史方面。先写散篇的读书笔记，内容在农民、妇女、婚姻等领域，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早先有些积累，更是体现我研治社会史的初衷——写大众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书。在这方面，我先后完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清人社会生活》（与常建华合著）、《清人生活漫步》。”
（一）以社会生活为表征的社会史概念
1986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在津举办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冯尔康先生提交会议的论文翌年发表，阐述了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理解。冯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个定义将“社会生活”等同于“社会”，以区别于以往以“社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史，这样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史，主要的研究对象由“群体生活”“生活方式”两部分构成，辅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五大范畴，构成新的社会史研究模式。这种新的社会史研究，意在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社会史研究的骨架之外，增加血肉，使得社会史更加完整并丰满起来。“生活”正是社会史的血肉。
不过，这一定义中“社会生活”由“群体生活”“生活方式”组成，似乎三个“生活”概念的大小与界限不够清晰。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实践，冯先生在所著《中国社会史概论》一书中，重新界定了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以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以及可能了解的历史规律；它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文化科学的许多学科有交叉研究的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将随着各种相关学科的发展，丰富其研究内容。”这一定义将社会结构和日常社会生活并置，作为社会史的主要内容，更好地处理了社会史“骨架”与“血肉”的关系，使得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同时，突出了社会生活的“日常”属性，还将社会史置于总体历史范畴之内进行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
（二）《清人社会生活》的研究实践
1980年代初，冯尔康先生酝酿开展社会史研究，首先关注清代社会史。1985年冯先生发表的《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内容》一文，显示出他清史研究的转向。他在文章首段中说：“过往的研究指出薙发令强迫汉人改变风俗习惯，是民族压迫，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似乎还可以深入一步，考察它的历史影响，探讨民族关系史的内容，从而讲求历史研究方法。”论文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剃发、易衣冠令的实行与反清斗争的开展，二是剃发、易衣冠是顺治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三是生活习俗的差异是民族关系史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冯先生在论文结尾处指出：
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要给民族习俗问题以应有的重视，要考察民族间生活习尚的交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斗争、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我们清理清初剃发、易衣冠政策的历史问题所体会到的。其实，全部历史的研究.也绝不能忽视衣着装束、饮食、嗜好、交往、礼仪、时令节日、人口繁殖和迁徙、民族关系、婚嫁丧葬习俗等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的内容。否则把历史讲得有血有肉，讲出它的规律性，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可见冯先生讲求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强调生活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冯先生着手以社会生活的新视野探讨清代社会。1987年初，他发表了重要论文《清代社会史论纲》，展示了清代社会史研究的设想，论文开宗明义：
本文以清代人们的等级、宗族、家庭的社会群体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尚，人口流动与社会救济，戏曲、节日等娱乐生活，缠足、停丧等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对象，提纲挈领地考察它们的通常形态、变化以及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还将注意上述诸种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它们同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相互联系。笔者不仅希望了解清人社会生活是怎样的，而且希望能综合地、全面地探讨清代社会进程的各种因素。
接下来，冯先生分清人社会生活一斑、社会生活表现出的清代历史特点、制约社会生活的诸因素、开展清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不难看出，所谓清代社会史，实为清代社会生活史。
随后，冯先生索性将清代社会史以“社会生活”为名，撰写了《清人社会生活》。冯先生邀我参与撰写的这部书，1990年7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说：“因为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刚刚开始，我们不敢奢望把它写得很完满，但是相信可以把清人社会状态做若干的描述，正因为这样，把本书取名为《清人社会生活》，而不题作《清代社会史》，或《清人社会生活史》，表示我们还将继续研究的愿望。”该书对清代社会的认识分为五大方面：一是社会群体与社会结构，二是生活方式及其演变，三是人口社会，四是少数民族生活，五是社会生活在清代全部社会史中的作用与地位。具体分以下十二章论述：“清人的等级社会生活”“公开社团活动的萎缩与秘密团体生活的兴盛”“宗族社会生活”“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衣食住行的习尚”“婚姻”“丧葬与祭祀”“娱乐生活”“人口与社会”“社会救济”“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清人社会生活与清代历史的发展”。
该书问世后，颇受学界关注，引发了一些学术讨论。田居俭先生认为该书是深化断代史研究的可贵尝试，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且别开生面，他特别谈到社会生活史研究中细节与总体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碎片化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而《清人社会生活》的著者，正是为了看清清史的“总画面”，也是为了认识构成这幅总画面的社会生活“细节”，才把清代社会生活这些细节从清代“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逐个地加以研究。《清人社会生活》的尝试表明：在断代史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中，著者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这也说明历史研究中“细节”的重要性，或如人们所说，细节决定成败。当然，细节要服务于总体，生活史研究要成为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人社会生活》从日常生活入手进而把握清史整体的初衷，也被陈支平教授注意到，他评论说：
这种多层面、多角度的社会史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地了解清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幅极为完整的历史图卷，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开创了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研究构架。
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从表面上看，大多属于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然而，《清人社会生活》一书的作者，特别注重把清人的社会生活与清代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综合起来考察，从而探究社会生活在清代全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
这一评论认可社会史研究“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属性。
黄启臣、黄国信教授则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评论了《清人社会生活》，他们指出：
《清人社会生活》就是一部填补空白的社会史专著。《清人社会生活》开创了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写作方法上以传统史学方法为主，又吸收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仍是一部传统史著，以叙述、考据、演绎、归纳为其主要研究和写作方法，但是，它还较广泛地吸收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的研究方法。……由于《清人社会生活》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大胆地引入崭新的科研方法，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强调研究方法的创新尝试。
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先生的书评值得注意，他认为《清人社会生活》以超过60页的篇幅论及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尽管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重要，然而该书如果将此割爱或许更好。应该说，这个意见主要是从该书的内容比例谈的，不过作者这样多地论述少数民族生活，也是清代社会历史的特色所决定的。还有一些学者与报刊热情介绍了《清人社会生活》，扩大了该书的影响。
（三）社会生活史的持续探讨
冯尔康先生治社会史，注意纵向把握古人的生活。他将其讲授的中国社会史和一些研究的成果写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一书，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是一部读史札记，共选50小题，论及古人婚姻、家庭生活，人口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群体生活、衣饰规制与风尚、文化娱乐。冯先生强调先弄清某些史实，关注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留意社会生活与其他历史内容的联系，再发表议论。
在清代社会史方面冯先生撰写了不少论文，并以通俗的形式改写成《清人生活漫步》一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杂谈清人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共写出39篇短文，类别有四，即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家庭、家族与婚姻、女性，移民社会，名人生活。内容涉及制度、政策、观念、生产方式、社会经济与人们生活的关系，表现出了历史人物的个性、命运，社会生活对历史演变的作用。
冯先生探讨生活史的重要论文，如《皇家的生育和生育观念散论》，认为皇家的生育，关乎婚姻、家庭、人口、朝政以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意识；与民间的生育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少的差异。因此，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帝王一后群妃制、皇后的选择与生育关系、祈祷生子的信仰与表达方式、分娩及保育制度、后妃养护皇子的功利思想和血腥争斗、皇家生育及生育观不同于民间的特点，做了探讨。文章最后总结了皇家的生育及其观念的特点：第一，强烈的生育男儿观念及由此而来的生育功能为家庭的第一功能；第二，生育信仰贯穿于帝后夫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多子女与多夭亡；第四，皇家生育状况与朝政清浊有着某种一致性。再如，《从〈论语〉、〈孟子〉饮食规范说到中华饮食文化》的论文指出，《论语》《孟子》作为儒家经典，涉及古人饮食生活的基本情况和观念，并就中国古人的饮食状况、风尚与规范以及饮食文化的特征加以论述，最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中国以饮食文化著称，如果说‘性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文化是不是可以用‘食文化’来表述呢？”
冯先生在所著《中国社会史概论》的教科书中，对于生活史也有涉及。该书四章，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理论”，第二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第三章“中国古代、近代（前期）社会结构及演变”，第四章“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前两章讲社会史的理论、史料，后两章谈社会史的内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基于冯先生提出的社会史的概念，可见社会生活在冯先生社会史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性。第四章由四节构成，第一节“古人饮食生活习俗与规范”，第二节“生育与观念——以皇家的生育为例”，第三节“古人丧葬习俗”，第四节“古人节庆生活——以端午节为例”。前两节系由上述冯先生的两篇重要论文改写而成，可见其重要性。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重视社会生活史，并计划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系列，该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94年起陆续出版。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社会史研究，均以社会生活史为特色。商务印书馆邀约李学勤先生与冯先生主编学术性通俗读物《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彭卫、李乔与我以及出版社编辑作为编委参与这项工作。该丛书1995年以后陆续出版40余种，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师积极撰稿参与，出版了以下数种：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5）、刘洪涛《中国古代士兵生活与征战》（1995）、杜家骥《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1996）、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1997）。此后，该丛书又出版了增加篇幅的增订本，孙立群教授出版了《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14）一书，从读书生活、衣食住行、聚会结社等探讨了古代士人群体结构及其分化，论述了士人与仕途的紧密联系，分析了士人自身存在的弱点及为思想、文化、科技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冯先生与我合编的《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一书，1998年10月由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出版。书中收录了七篇论文：张国刚《佛教与中古民众的宗教生活》、宋德金《辽金社会文化异同论》、常建华《明代岁时节日生活》、杜家骥《满汉命名习俗、观念及其社会生活》、王俊义与高翔《清代学术思潮与士林风气》、李喜所《民国初年生活观念和习俗的变迁》、王永祥《新生活运动中的国民意识和生活方式》，其中王永祥、李喜所、杜家骥、常建华、张国刚五位出自南开大学历史系。
南开大学还有其他学者研究生活史。王利华教授著有《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8年三联书店新版）将饮食问题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加以观察和理解，考察区域饮食生活的基本面貌、较之此前时代的主要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生态和文化历史背景。该书探讨了中古华北的自然环境、食料生产结构的变化（上、下）、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膳食结构和烹饪技艺、酒浆茶与中古饮料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嬗变——以白居易为例。作者还探讨了当时乳品的生产与消费，认为这一时期已有相当成熟的畜乳生产与加工技术，出现了酪、酥、醍醐和乳腐等多种畜乳加工制品；在北方农耕地区，畜乳生产曾是重要的经济项目，乳制品已投放到市场成为交换商品。食用和饮用乳品在当时较为常见，特别是煮食煮饮酪粥和酪浆曾经相当流行；以乳品作烹饪食品的配料也甚多见；当时的医家、养生家非常重视乳品的食疗营养价值，对各种乳品的性味、食疗功效和饮食宜忌多有论述。中古时期的畜乳有牛、马、羊和驴乳，但以羊乳为主。
我也发表几篇与社会生活史密切关联的文章。《漫谈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指出，社会生活史，主要是指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诸如衣食住行、嫁娶丧祭、家庭宗族、娱乐、信仰、风俗习惯等。既包含物质资料的消费，也包含精神文化的状态，特别是同社会生态环境和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衣着、饮食、居住，二是娱乐生活，三是死亡问题，四是生活方式与民族关系。《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使用“生活性消费”的概念，认为明代衣食住行用消费风俗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具有追逐时髦、竞相奢侈和违礼逾制三个特点。特别指出：嘉靖初年，瓦楞帽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帽子，多富室戴之。到了万历年间各地流行，几乎普及全民，甚至连丐者亦戴，价格也从四五两跌至一钱、八钱不等。瓦楞帽经历了由标新至模仿而普及的时尚传播过程。《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指出，“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我在社会生活研究部分，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的兴起过程做了考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我的社会史文集《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该书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史，第二部分探讨中国社会史的方法论，这两部分内容共同反映出对于中国社会史学术特征、理论与方法的关注。第三部分主要是宗族制度与谱牒学方面的学术综述，第四部分是关于人物传记与老年人口及灾荒方面的论述，这两部分的内容侧重对社会群体与史料学的探讨。总之，我以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新特征。
二、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
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内容有异有同，如何把握二者的关系，需要不断地摸索。
（一）作为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日常生活史
在社会生活史的探索中，我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感觉到近乎等同于社会史的社会生活，使得生活史难于贴近日常，极易流于宏阔与泛化，而日常生活史则可以避免这一流弊。记得2006年在黄山市举行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期间，学会理事会商讨下届年会的主题，我提议讨论日常生活，赵世瑜教授建议应与大历史联结，加上政治变动，于是理事会确定“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为第十二届社会史年会主题。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年会每两年举行一次，1996年在重庆举办的第六届年会会议主题有三：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生活史是其中之一。第十二届年会是再次讨论生活史，不过得到了会议的更加重视。
第十二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于2008年11月14～17日在珠海举行。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探讨清朝统治稳定后江南士人的政治态度与日常生活。龚炜生活在清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他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从龚炜的个人生活史入手了解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可以看到他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特别是绝意科举的人生转折，一个鲜活的士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书中描述的社会风俗、生活样态，只有放在吴中特定地域、放在作者生命史中才能把握。即使是传统时代，人民的生活也难有世外桃源，特别是士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该文呈现了盛清吴中社会与龚炜的士人生活史，使我们从基层社会看到了清朝国家统治的成功与士人的政治观念。虽然该文探讨的是龚炜的日常生活，但与江南社会、清朝政治有密切的关联。
另一次会议对于我思考生活史也有促进。2010年7月1～5日韩国庆北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在大邱市举办“从历史看东亚的物质文明和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的邀请信中希望我就“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撰文，于是我向会议提交了“命题作文”，我在文中指出：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结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将日常生活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关注社会分层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用生活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从习以为常中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重新认识传统史料，从生活方式的转变考察民族关系并进行不同文明的比较，阐述社会变迁。会上，我得以与韩国同行以及欧美、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通过撰写该文与参会，更加坚定了我已萌发的社会史研究应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的想法。
2010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制订从2011年到2015年的“十二五”科研规划，决定以中国日常生活史为主攻方向开展研究。此后，“十三五”规划按照教育部社科司凝练主体、发挥团队优势的要求，结合中心的实际情况，继续开展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综合研究。
2011年我发表了《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一文，提出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常生活史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该文概述了生活史的研究历程，介绍了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理论探讨，就日常生活史研究如何深化提出了看法。我指出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三点建议：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
特别是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关系，我在以后发展出“生活与制度”概念。我认为，历史学的制度与生活关系的探索，侧重于制度的实行对于生活的影响，关心制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问题。一些社会学家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制度、国家、社会变迁，研究思路发生了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转变。“日常生活”理论区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就历史学而言，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并非泾渭分明。“生活与制度”的概念，既要超越“制度与生活”的研究思路，更要超越“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建立起小历史与大历史更加紧密的关联。以“生活与制度”为路径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强调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打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其中的制度性因素。制度往往内化于生活，需要从生活理解制度，从生活史的角度促进制度史的研究，同时注意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
为了推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我编了《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一书，收录论文18篇，依内容分为五编，即“生育与生命周期”“日常交往”“消费与逸乐”“性别与生活”“城乡日常生活”。该书力图尽可能反映出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既有人的生产与生命历程、社会交往、物质消费，也涵盖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这其中还兼顾了民间信仰与思想观念的内容，兼顾了论文的研究时段以及不同阶层与社会身份。该书被认为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至少在研究主题多元、注重问题意识、扩大史料来源三个方面，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透过书中所呈现的琐细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读者会发现，那些惯常被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原来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通读此书，你会发现，因为‘见人又见物’，有血有肉，生活史学家所构建的社会模型要比社会史学家所构建的更加均衡而丰满。虽然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不容易衡量，但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多视角、跨学科，正以其独特价值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因为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在结构层次上看历史，而是希望能够理解普通人生活的文化意义。”显然书评作者是从生活史与社会史的差异性的角度评论生活史的。
（二）举办学术会议与出版丛书
从2011年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连续举行了9个中国日常生活史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计有：（1）“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9月27～28日），聚焦中国历史上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日常生活史书写的多样性，围绕生命与健康、日常消费、日常社会关系、城市与乡村生活、信仰礼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7月24～27日），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医疗史的日常生活视野，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及认知与体验，防疫实践中的卫生、政治及日常生活，知识世界中的医疗及日常生活，中外医学交流中的社会心态、认知与生活，医患关系与近代医疗方式的演进。（3）“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围绕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生计模式与地方社会、礼仪与生活、城市与聚落生活、乡族社会与地方生活、日常生活史的理论与实践、多角度看生活史七个主题进行综合探讨。（4）“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学术研讨会（2014年11月22～23日），探讨了信仰生活与地域社会、城市社会与生活、饮食、生计、经济与民生、教育文献等问题。（5）“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围绕日常生活的物质性、物质生活的多样性、物质文化及其他、物质性与地方社会、民族文化交流、城市生活、医疗生活与文化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6）“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史”学术研讨会（2017年11月10～13日），会议以先秦两汉魏晋家族、中古家族和近世家族为时段，以明清徽州宗族社会、明清南方宗族、明清以来的华北宗族为区域，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展开讨论。（7）“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2018年7月6～8日），提交的论文涵盖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生产与消费、服章与器用、城市与墓葬等诸多方面。（8）“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9月），围绕礼法、士人与生活、医疗卫生与生活、性别与生活、移民与地方社会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水的生活与制度、制度与生活的多样性等多个议题，展开了讨论。（9）“第二届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学术研讨会（2019年11月18～20日），这次会议有三个特点：一是跨学科视角的充分介入，二是图像史学方法的娴熟使用，三是广泛接纳由物及人理念。这些会议有力推动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上述会议的三本论文集已经正式出版。常建华、夏炎主编《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科学出版社，2019）从日常生活的视野观察历史上的中国宗族，凸显了宗族的共同体性质，深化了对于宗族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特别对宗族的概念、结构的分合、生活形态、制度规训、历史变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书中既有对于宗族词汇、郡望制度、性别姓氏、婚姻生育的考察，特别呈现了唐宋家族日常生活的细节，更从儒教化、分“门”与联宗、生存与死葬、族规家训论述明清以来宗族生活形态的变化。书中强调地域性宗族的形态，集中考察了山东、徽州、苏州以及浙江宗族。学者不仅重视对于宗族问题的理论剖析，还努力挖掘如铜器铭文、家族墓志、文书账簿、刑科题本等新资料。
刘尊志主编《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9）为会议发言与相关论文结集，以期全面展示该次会议的内容与成果，揭示秦汉时期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内容、内涵，为研究社会史、物质文化史做出有益的尝试。该书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家庭与社会、日常生活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建议”，收录《关于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及其初步思考》《关于秦汉家庭与社会、日常生活考古学研究的讨论与建议》（发言）；第二部分“家庭与日常生活”，收录《考古所见汉代人的卫生习惯》《汉画像石中儿童形象及其作用简析》《浅谈考古学视角下的家庭教育》《两汉蹴鞠发展状况探讨》《北朝时期卤簿相关问题探讨》；第三部分“生产与消费”收录《试论秦的矿业分类与管理——以相家巷封泥为主》《秦汉时期的燃料供应与日常生活——以木炭与薪柴为中心的探讨》《汉代农作物的考古发现与认识》《汉代家鸡饲养与消费的考古学观察》；第四部分“服章与器用”收录《汉代服饰基本形式的考古学观察》《考古视野下的汉代日常生活服饰》《汉代舞服的考古学研究》《图像中的汉代生活用玉》《秦汉时期铜器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汉代青铜泥筒研究》《汉代的财富观念与符号表达——以铜器上的钱纹为中心》《东汉神仙画像镜香炉图像考辨》；第五部分“城市与墓葬”收录7篇论文，偏重于考古学，目录从略。
常建华、张传勇主编《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多侧面探讨汉代以来日常生活史。汉唐宋部分集中于物质文化与地域社会，元明及清侧重日常生活与地域社会，还有专论清代个人生命史的内容，晚清消费问题也是重点研讨者。此外，还论及了近现代院落居民日常生活。涉及的区域广泛，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兼顾乡村与城市生活。呈现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及各自特色，具有社会史、文化史的不同视野。努力发掘画像石、墓志碑刻、考古出土物件、族谱、画像、刑科档案、地方志、葬书、文集、家书、日记、报刊广告等新的史料来源。收录的论文有：阎爱民、臧莎莎《汉画像中的夫妻生活图像》，王力平《关于隋唐并州妒女崇拜现象的探讨》，夏炎《“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万晋《安史之乱后的洛阳士人居住与生活常态——以私家园林为视角》，耿超《河北地区宋代墓葬与日常生活研究》，章毅《〈汪氏渊源录〉与元代徽州地方精英网络》，张艺曦《明代阳明画像的流传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发展》，赵树国《“动”、“静”之间：明清鲁中乡村士人的日常生活——以〈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等为中心的考察》，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以11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余新忠《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族人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张传勇《送死：清儒许楹的生平与丧葬活动》，黄阿明《彭定求晚年的闲居生活世界》，李长莉《晚清“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演变》，张仲民《“卫生”的商业建构——以晚清报刊广告为中心》，许哲娜《缔造“花茶时代”——清末以来花茶生产与消费初探》，蔡勤禹《青岛里院平民的日常生活》。
为了全面系统掌握生活史研究状况，南开的日常生活史学者认真梳理了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常建华主编《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科学出版社，2020）一书中，该书从日常生活角度对古往今来中国生活史研究成果进行了学术总结，经过编者新思维与新框架的组织与评论，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貌。收录的10篇长篇学术综述是：朱彦民《先秦社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阎爱民、梁轩《秦汉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历程与展望》，夏炎《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力平《隋唐五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王善军《辽宋西夏金元日常生活史研究概述》，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余新忠、郝晓丽《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侯杰、常春波《晚清日常生活研究》，李金铮《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张思《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上述《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三书，作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丛刊——《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丛书出版，该丛书还将陆续推出新书。
（三）学术探索与培养学生
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同人进行了新的学术尝试。朱彦民教授治先秦社会史、生活史，研究古人的观念与习俗。他认为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甲骨卜辞中常见祈福成语“受有佑”“有”“佑”字皆作右手形，可知殷人以右为上为吉；甲骨文字形所反映的商代服饰也是以“右衽”为常为尊，而殷墟出土的玉石人俑所反映的服制资料与此情况完全吻合；考古资料中的宫室、城建、墓葬、车马坑等的排列规则也无不佐证商代重右的观念。他还认为，商族受占卜风俗传统影响，形成了骨卜占卜的习惯。朱彦民也指导了学生有关学位论文。
阎爱民教授注重从礼俗探讨日常生活，揭示背后的生活逻辑与特质。如婚育问题，他发现《资治通鉴》中“世民跪而吮上乳”一句，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乳翁”之俗。早期父权意义上的产翁习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以另外的面貌出现，其具体形式早已摆脱了那种装模作样的卧床假产方式，从“产翁”演化到了“乳翁”，强调丈夫在子女哺育中的“乳子”作用。该“乳翁”习俗，还包括以男子多乳、大乳为贵吉之征的尚乳崇拜与带有乳子痕迹的男子成年仪礼，此为汉族异于周边少数民族产翁习俗之不同之处。他还指出：“古代成人礼中‘称字’的原始意义，在于其‘字’的生子哺乳本义，与女子之称‘某母’、‘某女’的字义一致。男子的称字为‘子父’、‘某父’、‘子某’是效仿女子称字为‘某母’、‘某女’。这种变化与‘毓’和‘后’字最初是表示对女子生育的崇尚，后来转到对男性帝王的尊敬演变过程一样。男子的‘称字’礼仪仪式，最初也应是模仿女子成年礼中的哺乳礼，将最朴素的生殖崇拜演化成礼仪的方式，而以‘含蓄’的礼乐之舞方式表现出来，脱离了巫术的层次而转到礼的层面。”《汉书》中有汉武帝“踞厕”视卫青与“轩中”得幸卫子夫的记载，历代注家对此解说纷纭，史家亦借此探讨汉武帝与卫氏外戚之间的关系。阎爱民教授等认为，由古人日常生活视角考察其中的场景与器物，并参照相关物质文化资料，可以揭示出汉代部分贵族的坐便习惯，再现了汉帝国统治者日常活动和生活状态的某些方面。阎爱民指导了与日常生活史有关的学位论文。
刘尊志教授也探讨秦汉生活史，关注居住问题。他认为，秦汉时期居住建筑装饰已较普遍，而且是各种技法结合兼用。对居住建筑进行装饰，既达到实用目的，又满足了美化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居住环境与居住条件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他还强调：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居住要求不断提高，一般庭院、房屋及相关设施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庭院布局讲究、户内外设施丰富，房屋形式多样且功能不一，考虑到生活所需，体现出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展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与因地制宜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秦汉，尤其是汉文化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他还研究饮食结构，认为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内容得到不断提升，食物品种增多，并有一些新内容出现和推广。这一时期的食物主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饲养及捕猎的动物、调味品、乳制品及茶等多种，每一种又包含多个内容，综合体现出食物品种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反映出秦汉三国时期物质生活的发展和繁荣。
夏炎教授的中古日常生活研究亦具特色。他关注燃料问题，认为在魏晋南北朝，薪柴仍然是日常生活最为普遍的燃料，一个显著特点是采薪群体的普遍化。当时寒冷的气候、频繁的自然灾害及平原森林的减少，均可造成城市生活燃料需求的增大。在此自然变迁的背景下，市场供需关系又发生变化，从而刺激了采薪群体数量的增长。这一时期木炭和煤虽然也有使用，然而由于生产条件和技术的限制，木炭供应并不十分充足，煤炭的供应更为稀少，主要消费人群是社会上层，二者在生活燃料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唐代薪柴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燃料，木炭消费人群主要是社会上层，未在全社会普及。受人口、气候、战争及税收等因素的影响，唐代薪炭价格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从而刺激了采薪业发展。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人们炊事、取暖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人们对薪炭需求不断增长，唐代薪炭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唐代森林资源丰富，除个别区域燃料紧张外，薪炭供应总体上良好。夏炎教授还与秦汉比较，指出木炭是秦汉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燃料，并未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秦汉日常生活中木炭使用者主要是特权阶层与富人阶层，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燃料依然是薪柴。当时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从整体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燃料危机。
礼物馈赠是夏炎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他指出，唐后期地方官员之间馈赠礼物多为当地的土贡物产，其地方流动不仅使土贡物产的实用性得到充分发挥，还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地方文化交流网络。表面看体现着地方官员间某种思想观念、生活心态及文化理念的交流与传递，实际却象征着地方间的某种文化诉求，对于推进区域间经济与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能使双方情感交织与升华，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应对环境的手段与方法，在调适中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的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与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州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夏炎还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鞋与人，论述了“模糊的鞋：文献学考察的启示”“鞋的日常性：人与物的灵性互动”“‘非常’中的‘日常’：文本叙述中暗含的信息”三个问题，提出试图通过一种全新的建构理念，重新整合碎片化的历史记忆，探索一种适合于中古史叙述特色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他指导了相关的学位论文。
王力平教授研究隋唐五代生活史。她认为：中古时代的士族，曾在衣着服饰、语言以及礼仪等方面，创造和追求新异样式，如鹤氅裘、“洛生咏”、书仪等，以展现独立个性和自我。这种由士族创造、引导的时尚，源于其所代表的文化优势，超越了阶级界限，为士庶社会所普遍欣赏和仿效，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士族时尚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她指导的博士生刘啸虎在201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唐代军吏兵士研究》，分别从唐代军人与兵器的关系、唐代军人的日常饮食与后勤补给、唐代军人与乡里社会的联系及家属随军等方面入手，通过探讨时代变化之下唐代军吏兵士的社会生活变动，揭示了其与唐代历史变化之间的关联。
常建华研究明清生活史。所著《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内容包括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史、社会史史料学等有关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方面的讨论，详于地方志、档案文书、碑刻的论述；对于民俗史的探索涉及岁时节日、禳除习俗、宇宙观、时空观、消费观、性别观、人口行为、宗族普及与风俗变迁的关系等，反映了作者对于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的探索。还包括对1999年后中国族谱学、宗族研究的综述。该书收录了有关明代生活史的多篇论文：《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明代溺婴问题初探》《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这些论文强调从风俗观察社会，从而进入生活，反映出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某种转变。
而从《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一书，则可看出上述转变更加明显。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属于社会史学术综述；第二章“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视野”，所论包括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国外与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徽州文书的日常生活史价值五个部分；第三章“明代宗族与日常生活变迁”，内容有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儒家文明与社会现实——明代霍韬《家训》的历史定位、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四章“清代城市生活与笔记的价值”，包括盛清扬州的城市生活——以《扬州画舫录》为中心、盛清吴中社会生活的图景——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诸论等几部分；第五章“清代乡村生活与刑科题本的价值”，分别探讨了河南、山西、江西、江苏四省的社会经济与生活，还讨论了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
此外，我利用乾嘉时期的刑科题本的口供探讨了清中叶东北奉天地区的日常生活，认为探讨生活与制度的关系，移民不失为一个比较恰当的研究对象。清中叶奉天地区关内移民以山东以及山西、直隶的百姓为主。移民生计主要是佣工、种地、开铺、卖东西，合伙经营、互相帮助。不少移民与当地居民以及移民彼此之间的刑案，以经济纠纷为主因，如买地、租地、争地，分钱、分粮不均，绝大多数是因为工钱、借钱、赊欠等索欠引发。当地盛行饮酒之风，也是诸多事件发生的诱因。包括移民在内的居民服装比较体面，冬夏服装都如此。居住有草房、窝棚等，房子中炕是生活的重要场所。出行除了借宿，还有歇店可以暂住，歇店也是交流信息的场所。奉天移民似乎喜欢随身携带小刀，小刀也往往成为伤人、致死的工具。利用刑科题本探讨不同地区生活史的论文还有一些。
命案如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解读？可以从产生纠纷的人际关系入手，展示社会生活的各种面相。不同职业者其人际关系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这样，职业纠纷的探讨就进入社会的生活层面，将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借此深入理解社会。清中叶剃头纠纷与剃头匠的探讨，就是这种新的尝试。剃头纠纷是围绕剃头活动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发生的，剃头的人际关系最主要的是剃头匠与客人之间的主客关系，他们最容易产生的纠纷是客人亏欠剃头钱。剃头铺内有多种关系，也发生各种矛盾。我还探讨了嘉庆时期的戏班演戏活动与艺人生活，民间演戏酬神祀祖的筹措与民众看戏活动。我注意到戏班活跃于各地，艺人的社会流动性较大，戏班有跨府、跨省组成的。一般的戏班由三四位艺人组成，有管班、管账等分工。山西、陕西的戏班多采取股份制的分配形式。我也关注乞丐问题，关注乞丐强乞硬讨造成的乞讨纠纷、乞丐的其他外部关系纠纷、乞丐的内部纠纷及其群体生活。乞讨者认为他人不可刻薄穷人，更不能容忍他人指责其“骗赖”。乞丐还会承担一些被视为晦气、一般人有所禁忌的工作。我对清人日常生活中与动物的关系也做了一些探索，写出了学术普及性的文章。我也指导了一些与日常生活史有关的学位论文。
余新忠教授研究清代日常生活别开生面。他关注个人生命史，认为从李炳的医疗人生及时人的观念和心理来看，其之所以不能为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并不只是像现在文献中记载的那样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医德高尚，更重要的还是缘于他不合于时的性情。而他之所以能被后人记忆，首先是因偶尔结识著名学者焦循并终获焦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感激。他还通过晚清时期一位在京城有一定书法声名的族人（浙江昌化人）法云和尚故事的钩沉，对如何认识民间传说以及如何让微观史和地方史研究走向总体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地方的案例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时代生活的日常性，而且也可能借由对日常生活舞台和背景的探究，分析、概括一个时代和地区中人们的生活“常识”，并从“常识”透视和捕捉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时代风貌与特性，使地方与微观史研究达致总体史或全面史的目的。余新忠还从环境与用水卫生入手，探讨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强调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公共卫生的立法，然而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存在着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随着嘉道以降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定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在与王凤展的合作研究中，余新忠指出，中国古代虽有饮牛奶的现象，但是多以进补为目的，并不普及。近代从西方传来饮牛奶的习惯后，中国的牛奶业和牛奶消费才在一些大中城市得到发展。余新忠认为，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他特别指出，新文化史对于史料的解读发生了变化：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不如说是有意义的文本；特别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度解读史料；运用史料展开历史叙事，在对相关史料深入探析后，采用合理演绎、推测甚或假设等手段来让叙事变得完整而更具意义。余新忠也指导了数篇与日常生活史有关的学位论文。
侯杰教授研究晚清性别与身体问题。他将辫发作为特定的历史符号，系统考察了辫发与清代历史，特别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系，进而阐释其象征意义及社会影响。他认为，杨柳青年画历史悠久，为研究中国女性生活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年画中的传统女性生活，是男权社会规训女性的艺术再现，“仕女画”也反映了部分女性生活。近代年画中的女性生活发生了变化，女性主体身份与社会角色被不断重新定义，表达了民族主义话语及男性知识分子对年画创作者乃至社会之期待。侯杰教授指导了多篇晚清日常生活史方面的学位论文。
李金铮教授研究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史。他探讨了1920～1930年代冀中农村性比例失衡的社会问题，认为落后的小农经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妇女生育时死亡率高以及妇女家庭地位的低下等，易导致女子的死亡率高于男子，男女比例因此失衡。病态的性别构成，又酿成男女婚姻关系的失调，许多男子成了婚姻的被剥夺者，男子的早婚与迟婚现象相当流行。他还考察了日占时期天津市政府普通公务员之生存状态，认为公务员的录用，初期主要承袭了原国民政府的职员。局势稳定后，也采取招考方式录用。公务员的级别、惩戒等项制度，与原国民政府的办法基本一致。公务员大致是一个地域色彩浓厚、年龄较轻、学历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主要依靠政府薪金维持生计，日占初期，物价上涨幅度较小，凭借较高且稳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优越。其后通货膨胀加剧，公务员薪俸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生活水平持续降低。日伪政权从人身、教育和心理等方面，对公务员实行严密控制。公务员物质生活、精神世界都陷于扭曲的挣扎状态。他还就日常生活史的名著发表了看法，认为王笛的《茶馆》突破茶馆史研究本身，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冲突，打破了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不仅考察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同时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对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做出了解释，还深入分析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李金铮教授指导了多篇民国时期日常生活史有关的学位论文。
张思教授研究现当代中国生活史。他与其他学者合著《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以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的调查为基础，从村落的视角、农民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解读乡村自身史料（文献及口述等），并将个案研究放在其所处的大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该书分为五编十二章，第一编“政治”中的第二章“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与村庄的日常生活”，第二编“社会经济”中的第五章“收益分配与生活水平”讨论到生活；第三编“人口与社会交往”，第四编“乡村社会保障”也涉及生活问题；第五编“村落的日常生活”，包括第十章“乡村教育状况”，第十一章“乡村女性的发展”，第十二章“公社时期进入乡村的新式传播媒介”，有力揭示了村落农民的日常生活。张思十分注重集体化时期乡村日常生活的研究，指导了多篇相关学位论文，“选题与内容上涉及村庄政治进程与乡村社会生活、国家的历史与小人物的故事、国内外政治形势与村庄日常生活、副业及收益分配与生活水平、人口流动与乡村对外交往、关系与礼物、乡村的社会保障事业与医疗卫生事业、乡村教育、乡村女性发展的诸多方面（如经济地位、教育水平、政治参与、女性的日常生活等）、乡村的新式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书籍广播与电影的进入等）、学毛著运动与乡村教化、革命文化与新农民的塑造、乡村地权的变迁与农民的应对策略、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婚姻家庭的变迁、华北农村县域个案基础上的日常生活变迁、集体化时代的电影进村、一个农村会计的日常生活史、华北村落的空间及生态与日常生活、集体化时代的乡村流行语、人民公社时期华北农民生活质量等方面”。
冯尔康先生老当益壮，近期仍有相关论文发表。如从英使马戛尔尼等人的观察入手，了解当时的中国民众生活：下层民众的劳作尽心尽力，苦干巧干，保证活计质量，妇女与男子一样从事农活。他们饮食粗粝，不如西方乞丐，衣着不整，居室简陋，十分清苦。民众因信仰神灵和命运，安贫守分，吃苦耐劳，是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清帝享有隆重尊君礼仪，占有财富无数，有专用御道，生活奢华至极，官僚体制就像一架机器为其服务，有序而高效，皇权无以复加，为世界王权之最。冯先生还利用日记，从细微处探寻郑天挺教授及其西南联大同人的日常生活，诸凡起居睡眠、身体保养、饮食爱好、家庭生活、亲近自然、文物鉴赏、文娱活动、怀念逝亲、亲戚往来、书写日记与砥砺修身等，均有钩沉。郑先生和联大教授深知人生活在群体中，主动“求友”，交友，做诤友，互相鼓励，排忧解难，促进向上，丰富生活情趣，提高生活品质，使得走在积极人生之路上的生活更有活力地向前迈进。冯先生评论了我的研究并提出建议，他在文中着重探讨了“社会生活”进入“日常生活”——从重视群体到突出个人，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制度史、观念史为一体的生活史等问题，期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探索中不断前进。他提出：“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将中国人个性化的生活汇入世界史研究中，加强中外日常生活、个性生活的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些新的探讨值得关注。王先明教授探讨了1900年“庚子之变”后天津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问题，指出当时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为当务之急，都统衙门并不能直接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深层，日常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的主导者仍然是地方内生性社会力量——绅董。都统衙门在制度形式上纳入了地方绅董，以协助管理基层社会，但绅董们实处于屈辱而尴尬的地位。天津在重建中亦发生了历史性转向。邓丽兰教授探讨了抗战胜利后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她以抗战胜利后上海酒菜业为例，探讨了社会运动过程中酒菜业职工与馆商各自的运动方式、利益诉求，以及上海市政府在劳资调解、征税管理、经济管制过程中之作用，揭示了上海经济领域多元利益博弈下的运动式治理、制度化治理两种方式的纠缠。她还认为，南京政府三度发起节约运动的焦点是上海市，上海的节约运动从强调自动自觉，到越来越带强制性并扰乱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节约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其缺陷在于冲击正常之制度化治理、运动本身具有浪费性、制裁豪门奢侈的无效性、民间饥寒无可节约的荒谬性。节约运动陷于治理失效，加剧了市民日常生活困境，无法消除国民党的统治危机。李小东博士阐发了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21世纪初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经译介进入中国，其“以人为核”“总体史”的研究取向，因应了国内史学研究克服“泛文化”“碎片化”倾向的需要。当下中国日常生活正经历深刻变革，大众有从历史层面思考日常生活意义的需求，同时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也有更新的内在需要，因此有必要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
三、结语
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认为：“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对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将社会科学取向的社会研究与大众的社会日常生活相联系，赋予历史研究以丰富的血肉。南开大学的中国生活史研究，具有“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互构的特点。
周积明教授认为：
社会生活史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冯尔康不仅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引领者，而且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前导者。早在1985年，他就在南开大学开设《中国社会史》选修课，“重点放在生活史方面”。1990年，他和常建华合著《清人社会生活》，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声。21世纪以来，常建华在坚持南开大学宗族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同时，借鉴“新文化史”的理论，呼吁重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强调“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2011年—2018年间，南开大学连续举办了7次以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而张国刚的家庭史研究、余新忠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是南开大学“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亮点。
指出生活史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推动日常生活史研究，首次在国内推出《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丛书，已出《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待出《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明清日常生活史新锐集萃》《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近现代日常生活研究》《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该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南开大学中国生活史研究的同人，多年来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古代生活史方面，呈现出注重传统文献解读与人类学认知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博结合、生活史与生态史结合、生活史与医疗史结合，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的多种学术探索。近现代生活史方面，重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融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历史与现实视野相结合。也即这些研究致力于挖掘、利用系统且丰富多彩的乡村档案文献史料，使研究首先立于对乡村档案史料的坚实的分析与考证之上，与此同时进行建立在对乡村档案文献史料的充分整理和研读基础之上的田野调查，而扎实、严谨的田野调查又将反过来‘激活’那些乡村档案史料，还有助于发现研究线索，使研究者进入村落农民的世界。其最终宗旨是请农民讲述，让农民发声，形成一部部由一个个极具个性的乡村农民作为‘主角’的、用他们自己之手和自己之口来‘编写’的、‘活生生’的乡村社会史”。除此之外，利用官方档案、报刊也是南开大学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色，其中对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天津档案馆所藏档案、人民公社时期村社档案的利用，成效显著。
我们在生活史、社会史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如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生活与制度”等，既愿为学术贡献绵薄之力，更愿意接受学术研究的检验，与海内外同行开展学术交流。
本文选自：《南开史学》，2022年第1期/总第33期。
南开大学研究生学院(南开大学研究生学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