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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根 一九七八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此后任教于福建師范大学马列室 后又任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
如果说世上的真理如太阳一样只有一个,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中国哲学的智慧之光当将为人类找到“共同语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产生有许多的哲学家,比如“孔子、老子、庄子、惠(施)子、孟子、荀子、朱子等等。他们分别提出了许多很有智慧和意义的哲学思想。但真正具有最高智慧和伟大意义的,当属两千多年前名家创始人惠施提出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即他从至大无外的宇宙与至小无内的粒子都概括是“组织”即“不同部分组成整体”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当时即达到了人类最高的思辨水平,比后来西方发现的“系统”都更接近、更精准、更真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世界最高的统一性、同一性、整体性、一元性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而是更高形态的统一、同一的“组织” 。西方哲学把世界分成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无法概括二者的统一性、同一性。用所谓意识是人脑(物质)的产物论证二者的统一性、同一性,是违背思维逻辑的。因为人脑(物质)与哲学物质的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哲学的物质概念仅仅表示”客观实在性”产生不了意识(主观能动性)。
再者意识虽是大脑的产物,但毕竟与大脑有区别,不能等同。二者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物质是有形有色有味,意识是无形无色无味。不能用前者或后者概括其统一性、同一性。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人类社会最高范畴的认识,反映的是事物最根本、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任何事物都超不出“组织”哲学的范畴,包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一切问题。
科学证明人不是与世界同时产生的,在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意识)的时期,世界是什么?统一于什么?它一定统一于“组织”即“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无出其外。
当有了人,有了意识的产生,世界并不因此分裂为物质世界与意识世界,它仍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整体”。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本来样子。应成为我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按照世界的这种本来面目、本来样子去做事,就是方法论。所以世界观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是统一、同一的,违背了它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惠施的哲学思想不仅具有最高的理论形态的抽象性、思辨性,而且它反映的是具有最广的实践过程的具体性、实验性(可随便取一物连续切开)。是抽象性与具体性、思辨性与实验性、有限性与无限性、有形性与无形性两个方面的辨证统一。是天地万物之至理,为人类认识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一把“简单的、万能的金钥匙”。其智慧之光如太阳之于人类,照亮一切认识的领域。开辟了认识真理可以无限上升或深入而又永不结束的道路。
比如天文学不断深入研究至大无外的宇宙、(今天人类对天体的认识虽己达一百多亿光年,但仍远无止境。)物理学不断深入研究至小无内的粒子,(今天虽己达到微量子级别,但也远无止境。)生命科学已从细胞学进入基因学。还有化学、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学等等研究成果都不断证实“组织”即“不同部分组成整体”这一思想的普遍性、真理性。
各门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的研究发展,它们的研究成果也都不断证实“组织”即“不同部分组成整体”这一思想的普遍性、真理性。因此,也是指导这些科学继续研究的指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真理反过来是指导实践的指南,二者是辨证的统一。我们不能只强调实践一面,忽略指导实践的真理、规则、规范这另一面。否则,实践就成了盲目的活动,人类要么会止步不前,要么会产生很多愚昧、野蛮的活动。
其二、它启迪民众以智慧,直接否定了各种神仙、上帝与“天子”的存在。用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同时它还启示人类认识宇宙的万物并行不悖,社会中的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同类不应相残。人类要共同发展、和谐发展,要爱护动物、保护环境。反对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有智慧,智慧用来改变弱肉强食的环境才是文明。反之,智慧用来加强弱肉强食,那这个世界比动物世界更可怕,这是毁灭人类文明。惠施的这些基本的普世价值和道德规范,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由于他的思想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愚民、奴民、驭民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理论所不容。被罢黜、被埋没了两千多年。致欧洲著名的哲学老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都误认为中国只有形象思维文明,而缺乏抽象思辨文明。也意味着东西方人种智商的高低。
而正是封建统治者那一套愚昧至极的”颂圣”理论与皇帝正统子孫继承理论,钳制着、强迫着、左右着、影响着华夏族群最宝贵的思想和人才的成长。因此一边是创造了少数人的、帝国的、辉煌的文明(但一千多年前发明的火药,却没有发展出TNT;发明了蜡烛,却没有发展出电灯;发明了罗盘,却没有发展出GpS。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发明少的屈指可数。)另一边是不停地制造着、迫害着无数苍生的荒唐事和人间悲剧。演绎着“王朝更替的周期率”至”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华民族象一个巨婴,民众象一盘散沙,几近亡国灭种。
及至新中国建立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严重腐败,大量清华、北大学子出走他国,说明我们在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哲学体系以至整个知识体系都存在缺陷。我们仍在走许多可以避免而还没有避免的弯路。中国历史发展这么大的反差,我们必须在哲学指导思想上进行反思,必须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内生力量。习近平主席2022年4月25日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吃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国家民族才能自立于、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惠施的哲学思想为人类认识每一个人自己、认识社会、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
迄今为止,关于“人是什么?” “社会是什么?”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什么?”至今中外还没有一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两千多年前虽曾有一西方哲人提出著名的“认识你自己”这一命题,但至今也还无人能给出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结论。
惠施提出的“组织”即“不同部分组成整体”的哲学思想,无可争辩地(已为天文学)揭示了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每一个人也都是由(各种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各个器官)等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组织”。每个家庭亦是由不同成员、不同的物质因素、精神因素等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组织”。每个企业、每个机关、每个部队、每个地区、每个国家也都有其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物质因素、不同的精神因素等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组织”。因此人们常说“社会是大写的人,人是小写的社会。”原因就是它们本质上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即组织。”
有了惠施这一哲学思想的总前提,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大本大源”“大本不正,小规不立”。我们再分析社会组织与自然组织的组成即二者的运动、变化、发展存在的显著区别。恩格斯指出,自然组织在没有人参与情况下,其运动、变化、发展全是毫无目的的,自然而然地进行着。如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野生动物等等,它们的发展变化是由其内部不同的部分与外部因素(条件)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如鸡蛋由蛋清与蛋黄在适合的温度等条件孵化出小鸡,完全是自然的。
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企业、单位、地区直至国家的行为所造成事物的发展变化,如个人成家立业、企业研制出产品、地区、国家的公路、铁路的建设,飞机、轮船的制造等等,都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进行编制形成的。(中国人把”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进行编制也概括为“组织”。)这为解决困恼人类几千年关于“个人、以及个人的命运”、关于”社会”,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什么的问题找到了科学的、清晰的答案。
第一、所谓个人,这是社会有机体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的细胞。简单的说它就是“会组织的组织。”惠施发现的”组织”是名词意义上的概括。而前面的“组织”是动词意义上的概括。二者的结合正是中国哲学对“人”以及“人的命运”、“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最伟大最科学的发现。将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理论自信最重要的依据。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荀子在将人与其他事物的比较时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孔子在比较人自身不同阶段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愈矩。
以及儒家崇尚不同人的作用“修身、齐家、治国(业)、平天下。”
从上述三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本质不是生物学或自然意义上,也不是人与人、人与物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总和,(马克思语)关系的总和还是关系。而不是哲学的社会现实意义上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有血、有肉、有关系、有意识、有价值的,会生、长、病、老、死的人。(而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或载体,没有人这一主体或载体就没有社会。
当人将自己拥有的各种自然属性(如性别、身高、体重、天赋等等,)各种社会属性(如知识、技能、经验、心态、意志等等,)还有各种社会关系(如父辈、兄弟姐妹、师友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进行编制(组织)。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组织)自己。”所以说人就是“会组织的组织。”
正由于各人拥有的上述资源的不同,在利用的时间、地点的不同,进行编制(组织、指挥的)不同,就产生了各人“命运”(是贫穷还是富贵、贡献是大还是小)的不同。它是自我认识自我成长的公式,与神仙、上帝或其他的概念没有丝毫的关系!
第二、所谓社会,它是这样的“组织,”马克思曾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如家庭、企业、机关、部队、地区、国家。(但马克思不是从组织的这一根本观点去认识社会,仅仅从人们的“交互作用”去认识社会,使社会发展带有自发性、盲目性。我们不能从中找到客观的规律性。)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之所以几十年还在走弯路的哲学理论不彻底原因之一。
我们运用惠施的观点更精准的概括:所谓社会“它是由一定的组织者及其组织方式与一定的被组织对象(人、时间、空间、物质的、精神的这些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如同马克思比喻一支乐队,不仅需要有诸多乐手和乐器,更需要有乐队指挥和乐谱。
其一,人是群居性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而每个人又都是自己的组织者(指挥者),便会产生一人一主意、十人十主意,百人百主意。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无法形成优美的曲调。所以乐队必须有“指挥”。邓小平说,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是社会组织中的主导因素,他(们)决定组织的行动方向。
而所有组织的“组织者、指挥者、小组长”必须是众人的楷模,必须在其德、智、体、技能、经验、坚强意志等等方面适合”被组织对象的时期(或三年五年、或十年二十年)担负”组织、指挥”的职责,又要在”适合”的时期换岗退休。(它不退休,自然规律便会让它退休)这是这一规律表现的第一个方面即“组织者必须适合被组织对象,”(它具有客观性、强制性、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这是上述我们党和国家还在走弯路的理论认识原因和继之必须尽早建立完善的退休与选拔,监督方面的制度原因。毛泽东在其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没有奠定这一基础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遗憾。
其二,为了统一组织各成员的行动,必须由组织者提出“适合”被组织对象的意识、目的(理论)、计划、方针、政策、法律、措施(即组织方式)。它是保证组织得以发展的重要方式。如远古时代的“有巢氏”为了防止毒蛇猛兽的攻击,带领众人在树上筑巢。大禹带领民众治水,总结其父违背水流的规律采用堵的“不适合”的方式而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适合”的方式将水引入大海取得成功。因此从我们每一个人(单独的提琴手)与在一定组织中从家庭,企业,机关,部队,地区,到国家的组织者(指挥者)其组织(言行)方式都必须遵循“适合被组织对象的矛盾运动规律。”而要保证组织者的组织方式能够适合被组织对象必须做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来,再到群众中去,不断循环往复。”
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都充分证明这一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唯一性、决定性。而不是所谓神仙、上帝或是其他什么力量和规律决定社会的发展。
“组织者及其组织方式必须适合被组织对象的矛盾运动规律”是具有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所不同的仅仅是遵循这一规律事业就顺利、就成功。反之就挫折、就失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再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违背这一规律造成的挫折、失败。反之,在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正确路线遵循这一规律不断取得胜利都足以证明。)这也是我们对共产党革命规律、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辨证统一,这一历史规律的昭示,将为党和人民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提供丰厚滋养和强大力量。是过去党和人民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党和人民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所在,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百年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自信,是新的征程上掌握历史主动、开创美好未来的根本遵循。
我们要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就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展党的理论思维能力,全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研究人类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伦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关系的规范。尽管人类经验受到文化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语言”。而以惠施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一个锤炼人们理论思维难得的全面系统的好材料。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送的资料上曾批示:“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把关注哲学问题提高哲学思维和分析的能力与找“共同语言”,与党和人民的事业成功与否结合起来。哲学离开人生是空洞的,人生离开哲学是不自觉甚至是盲目的。拥有科学理论和独特知识体系的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量。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才拥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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