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现状
白酒的中国文化力量：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钱文忠老师是当代著名佛学家、藏学家。师从著名文学家季羡林先生。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在白酒美学盛典2023发布季上，解读东方酿酒发展文明。
酒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两面性，而且变化多端。我曾经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可惜不知道作者是谁，说的非常精彩。他说：“酒炙热似火，冷酷似冰；酒柔软如绸缎，锋利似钢刀；酒能让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又能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酒能叫人忘却烦恼、抛却忧愁，幻化在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酒也能叫人忘却信义、肆行无忌，沉沦到道德深远的最底处。酒就是这样一种变化多端且具有两面性，而我们又无法离开这样一种客观存在。”
那么实际上酒文化都是针对酒的这个两面性而发展出来的一个系统。酒文化说到底，是要发扬酒这么一种物质纯粹里边最正面、最积极的东西，而节制或者消减或者最后控制酒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
世界酒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都知道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在古希腊的悲剧中，西方的酒神文化上升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因此，西方的酒文化也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到了近代，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字。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代表着一种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的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某种绝望痛苦的哀嚎中，借助酒获得极大的快感。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这是西方酒文化的主流和主体。
中国酒文化，当然是世界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阶段来考察的话，酒文化恐怕是以道家哲学为主要的源头，而就这一点基本决定了中国酒文化的特质。当然，我们绝不是说儒家文化对中国酒文化没有贡献，相反有非常大的贡献，甚至按理说佛家文化是反对饮酒的，但佛家文化依然对中国酒文化有它的贡献。
然而在中国酒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肯定是道教的哲学。道家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比如庄周就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去追寻无和有之乡。这种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文化精神的精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也决定了中国的酒文化与西方的酒文化在拥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同时，拥有某种本质意义上的不同。
离今32年前，旅居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去世。他临终前，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个文化遗言就提醒我们注意，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天人合一。而离今14年前，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去世，季先生留给我们后人文化的交代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精神是天人合一。
而在追求天人合一，去探寻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部的过程当中，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中国的酒文化，特别能体现在文学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创造过程中，酒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代中国的艺术家为了解脱束缚获得艺术蓬勃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传统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生活哲学或者说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有“第一醉鬼”之称的刘伶。他就是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他在酒的助力之下，感到即使是宇宙，也不能范围他。即使是宇宙，也都非常的狭小。刘伶在《酒德颂》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他提出大人先生，这是一种带有人格寓意的用词。他提倡“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也就是以天为被、地为床，随着自己意志的自由，去达到一种这样的状态。他说：“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自在地与大自然天地合一的状态，就是所谓的至人的境界。这是中国酒文化非常典型的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有非常多的见于当时的文字记载。
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以注意到这里讲的是酒中仙，人在酒的助力下，他能化身为仙。我们都知道唐朝道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仰状态。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对仙的追求。包括到了宋代时，都有这样的诗句：“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一杯还没喝完，我的诗就已经写完，而写出来的诗能让天感到震惊。这都是中国古代诗人留下的他们和酒接触以后的一种切身感受。
特别有意思的是，南宋时有一位诗人张元年，他虽不为众人所知，但我觉得他留下了描摹中国酒文化最棒的七个字——“醉来赢得自由身”，靠喝醉摆脱种种世俗的束缚，摆脱某种外在的限制，摆脱某种不得已的、不自在的这种状态来赢得自由之身。
不仅在诗歌创作中是这样，在中国特有的书画艺术中，酒更是活泼万端。郑板桥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诗，他面对各种来求他画的人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你要来求我的画，你只能等我喝到烂醉的时候。画圣吴道子有吴带当风的美誉，当我们看到现在流传的后人摹本时那线条非常漂亮，但是他在作画前必须酣饮大醉，方才动笔，最后为画挥毫立就。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喝得烂醉的人，居然能够如此好地控制自己的笔，留下线条如神般的白描绘画作品。所以酒对于中国传统中的一些文人雅士，或者这些天才的书画家来讲，真是非常神秘的一种媒介。
元四家当中的黄公望，留下了《富春山居图》，他也是酒不醉不能画。大家熟知的《兰亭序》，更是王羲之醉酒以后挥毫而作。而等他醒来以后，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他醒来以后觉得前面那本是我喝醉了写的，自己清醒状态应该写得比它更好，所以他重新写了几十本反而达不到那种效果，没有一本能超越它。所以酒是能够让人发挥出人最大潜力的一种媒介。
历史上还有无数重要人物，借美酒以浇块垒，度过自己人生的成败荣辱，乃至生死关头，从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可以说一部中国史，飘荡洋溢着扑鼻的浓郁酒香。上述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仅此就足以看出文化之于中国的美酒，是根基也是底气。
中国酒业的一位重要人物曾经说过：“白酒是永恒的朝阳产业。”我想，他说出这句话的底气，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对文化与中国白酒业关系的深刻认知。总之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做不到文化的层面，特别是做不到民族文化的层面，那他恐怕就很难做深刻，也很可能做不长远。
古人讲：“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中国白酒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源远流长并且不曾间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洞房花烛、登科及第……在所有这样的时节，都少不了中国的酒。独特的中国白酒文化，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生活，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我们很难想象，能有其他饮料代替白酒，来见证那些重要的人生场景。其他种类的酒，当然也无法取代中国白酒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酒文化特别是白酒文化，就没有令人沉醉的中国。
我想用我曾经在一个场合提出的八个字来形容中国的酒是绝不过分的，叫：“一口出神，一口入心。”中国酒大概就是这样一直伴随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白酒的特殊性也造就了它独特的文化。我们常说白酒是情绪饮料，具有社交属性。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至今，名酒、老酒又衍生出了金融属性。其实这两点，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美酒也都具备的。而中国白酒真正特殊的地方就在悠久、深厚、精彩的独特文化。
当下白酒文化的价值，得到了中国酒界普遍的重视。无论这个白酒的历史是十年、几十年、上百年或者上千年，无论它的历史是短是长，几乎没有一家中国酒企不努力宣传它白酒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中国酒业协会发出过这样的倡导，说各个酒种、各个香型、各个酒企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其实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先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么，中国酒业协会在其中摘出了八个字，我觉得这提得非常好。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真正优秀的行业文化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要中国白酒的老窖匠人工艺，特别是中国白酒的文化根基还在，中国白酒行业的底气和信心就不会动摇。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酒行业自信的丰沛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拥有辽阔的在新时代创造性转换的空间和可能性。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中国酒业尤其是白酒业一直在就此课题做出许多有益、有价值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无可忽略和否认的事实。甚至在很多场合，我听到过很多酒业的朋友曾经讲中国酒业特别是白酒业，对于文化资源的追求、发掘和利用已经几乎到了罗掘一尽的地步。
当然，事实恐怕不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深厚性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例子。最近几年，备受大家关注的王阳明心学，可能其中就包含着中国白酒业应该高度重视的重要文化资源，特别是现当代的中国白酒业。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是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代文臣之一，在去世以后曾被追封为侯爵，并且谥号文成。
王阳明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历代对王阳明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比如王士祯就曾经讲过：“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曾国藩曾经评价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梁启超先生曾经讲过，王阳明在中国近代学术界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勋业，甚至梁启超先生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比喻来表达他对王阳明的敬意：“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他把王阳明的学说比喻成打药针，像打一针让人兴奋。包括孙中山先生都对王阳明有很高的评价，王阳明的学说甚至传到日本，对整个东亚文明圈有非常大的影响。日本东乡平八郎是日俄战争期间的一个名将，他曾经留下七个字：“一生低首拜阳明。”
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我说他能跟中国的白酒文化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资源呢？究其要，王阳明之学以心为宗。他以心为宇宙本体，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倡导知行合一，专主“致良知”说，认为良知即天理，强调要从内心去体察天理。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某些伦理道德的限制，强调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明确反映了他冲破某些思想的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留下了很多和酒有关的诗词，在他的诗词中清晰可见酒对他达到冲破禁锢、追求思想和个性解放这样一个目的起了巨大作用。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它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唯心之学，也不仅仅是心理学，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道法自然，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一系列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概念去追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主体和个体的统一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到了今天，尤其是近几年，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关键点上，很多各行各业的人都意识到传承发扬阳明心学有着特别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就中国白酒文化而言，似乎尤其应该高度重视致良知和纵酒尽乐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课题。我们都知道饮酒肯定是要追求纵酒尽乐的，不然就不要去喝。那么如果不纵酒尽乐，人也达不到这种自由的与天地合一的状态。但是就如我前面讲的酒具有两面性。纵酒尽乐同时会带来某种风险，甚至是危险，如何来节制它，这一直是中国酒文化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中国白酒究竟起于何时，固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以中国酒文化本身的积累为基础，在宋元之际，规模宏大的中外文化交流，即当时的一带一路为背景，外因内因相互酝酿催生了中国白酒，这应该是一个很稳妥的历史学判断。“宋元兴，明清盛，近代极”是中国白酒的历史节奏。有学者指出中国酒文化传到了明代，它的本质和内核悄悄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与当时民间制酒、售酒行业的自由发展，还有和社会主流思想的转向有精微的关系。这种变化就是明代酒文化中的饮酒取向，在纵酒尽乐和致良知之间游离往复，形成了一种你从外面看欢脱无序、肆意纵情，你往里看却是带着某种节制性的这样平衡的一种文化特征。
在明代以前，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家的先贤们习惯用理法、天理、佛理等人为创造出来的规矩，来压制社会上的饮酒风气。而到了明代，禁酒令一度形同虚设，对酒的生产限制也逐渐废除，被禁锢了多年的酒的生产获得了解放，而对饮酒的控制成了抑制酒的最后防线。在阳明心学兴起以后，明代人开始了以内在良知、性趣趣味来提升饮酒品味，以此规范饮酒，重建饮酒秩序。
其实，明代酒客所推崇的内在良知、性趣趣味是礼法管制饮酒的一种新形态，可以说是礼法的生活化，是原本高居庙堂的礼法的温柔落地，这是明代饮酒出现的最重要的新动向，酒被直接交给个人的良知、性情和趣味。礼法是外在的规范，对于日用之需，它们所能提供的空间显得过于疏大。佛理禁酒与日用之需相悖，所谓的天理又高高在上，难以给予个人生活的日常。将每个人交给自己管控，用酒话来讲就是每个人喝好自己的酒，这是王阳明良知精神的一种体现，理所当然成为明代酒客们对抗饮酒的崭新武器。
白酒的社会化伴随着白酒的个人化相互激荡、彼此唱和，深深影响了中国的酒文化。在自由饮酒、个人自主饮酒、个人喝好自己的酒的这样一种基础上，对饮酒品味的提升与品味规范就出现了变化。具体表现为：酒场成为戏台，努力使饮酒程序化，并且最大限度地美学化，努力使饮酒成为一个供人欣赏一场活动，这样既可以避免饮酒产生各种祸端、败坏人的德性，又能发挥酒的积极效用。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下，其实从明代开始，中国酒文化就倡导嗜酒者饮酒而返，既喝酒又能反观酒，对酒有一种更高的自觉。
明代酒客们所推崇的饮酒的理想状态，正是心学大师王阳明所讲的“高抗通脱之士”。所谓高抗通脱之士，也就是说在饮酒的时候能够做到从容自在，轻重缓急皆有秩序。所谓闲心与白鸥为群，观花饮酒，醉与醒皆是自在。深知酒味但不会沉溺于酒，自觉地在饮酒中保持良知的清明。当醒则醒，当醉则醉。在饮酒中历练良知，以良知主导酒，这是一条极其高明而道中庸的饮酒之道。
以道德化的精神力量从性情趣味等要素提升饮酒的精神品质或者文化品质，使饮酒具备了内在化的性灵趣味等优雅的品性，这是明代酒文化的独特品质。我相信在它背后，是心学文化的某种影响，对于中国白酒行业而言，这个课题具有极其巨大的行业价值，能够成为塑造新时代中国白酒文化的重要资源。中国白酒也许将借此走出一条新路，从一种饮料转化为欧洲陪你过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修身方式、生活美式和美学方式。
（叶歌观酒团队根据钱文忠发言整理）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