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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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堆，究竟意义何在？作为第四代核能系统的主力堆型，它是先进核燃料循环系统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步。它通过增殖核燃料可大幅度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通过嬗变核废物更好地实现环境友好。
“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实际上已永远解决了它的能源问题。”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的这句话道出了快堆的重要价值，也影响了徐銤的一生。
作为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徐銤大半个世纪的人生与中国快堆发展紧紧相连。在他和他的“快堆团队”的努力下，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徐銤也被誉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他的一生，只为“快堆”而来。
18岁，因父亲与核结缘
1937年，徐銤出生在扬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数学老师，却沉迷于化学。他将4个子女的名字都以化学元素命名，小儿子取名“铱”，大女儿叫“铂”，小女儿就叫“铀”。
徐銤生下才3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国难时刻，父亲给他的头生子起名“銤”。“我父亲后来对我说，当时国家要抗战，但既缺钱又缺粮，所以起了个‘銤’字，寓意既有钱也有米，就是希望国家能强大。”徐銤曾这样自述。日军占领了扬州后，父亲怕日本人逼他去做炸药，就在公开场合故意“手抖”，表示拿不了试管，于是改当了数学教师。
而父亲对化学的爱好，在徐銤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他3岁起就学父亲的样子，用加了墨汁的水在烧杯里倒来倒去。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买不到雪花膏，父亲就从玉簪花里萃取香精，让孩子们把干净的雪捧进盆里化水，然后再做成雪花膏。
1955年徐銤参加高考时，清华大学希望他去读工程物理系。徐銤以为这是“做工程的”，表示“没兴趣”。还是父亲告诉他：“工程物理是为国家研究核工程的。中国要是没有核武器，就要被人家欺负。”一句话点醒了徐銤。随后，他走进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因此有了牵挂一生的执念。
快堆元年，周总理特批50公斤铀
1961年，徐銤走进了四〇一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作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那里曾汇聚了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王承书等一代领军人物……耳濡目染中，徐銤深受感染，对“家国”的思考更为深刻。
1965年，徐銤第一次听说了快堆这一国际前沿课题。3年后，他正式进入快堆的科研队伍。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还是特批了50公斤铀用于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而徐銤有幸参加了这项科研工作。“1970年6月29日夜里11点多，零功率装置达到临界。那天正好我值班，大家激动啊……”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到这段往事，他仍难掩激动。
正是这小小的第一步，点燃了徐銤对快堆的执着，“快堆是国家需要的！最困难时，我总会想起周总理特批的这50公斤铀。”
而立之年，开启长达16年的沉寂厚积
绿皮火车在缓慢地行进中，所有的车厢都拥挤不堪、人声鼎沸。
而此刻的徐銤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马扎上，眼里、心中都只有他手头翻阅的那份快堆资料，所有嘈杂都与他无关。
1971年12月，原子能院的快堆部分搬迁至四川省的核动力工程研究基地，快堆科研工作整体陷入低迷。当时正值“十年动乱”时期，科研也没有了项目。老专家戴传曾却悄悄叮嘱徐銤说：“你千万别把快堆的事情放掉，在那里要多多跟踪了解国外的快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为更多了解快堆技术的进展情况，在四川夹江县山沟里工作的徐銤，每年出差2 ~ 3个月，坐着绿皮火车四处奔波，常常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因为经常没座，他还配了个小马扎，跟着他一路走南闯北。这样的岁月一过就是16年。
尽管最年富力强的岁月，遭遇了人生中最长的一段低迷，但徐銤仍一天都没有放弃过。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个废弃的工号重建了快堆零功率装置；进行“钠冷”和“气冷”两种设计方案的论证，定下了“钠冷”的路线；开发了从国外带回的10多个程序，应用于物理、屏蔽、元件的设计计算中；建造了简易的“O”型钠回路，进行相关研究，开展钠阀的试制……
徐銤和他的同事们甚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路踏勘，在南京一个叫六合的地方选了新厂址，绘制了地形图、建筑物布置图，包括厂区和生活区的详细布置等图册、说明书、概算等立项必备文件都已准备好……然而，翻来覆去做得越多，也就有更多的人感觉希望渺茫。1984年至1986年，提出调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已经联系好单位，只等着所里放人。几年后，研究所里的人走了大半，只剩下徐銤等100多人。
徐銤有很多机会离开，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个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我的专业是国家需要的，工作中这么多年的积累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无可替代的，我不能辜负国家辛辛苦苦的培养，随时为国家做好快堆工作的准备。”抱着这样的想法，锚定目标，徐銤始终在困难中坚守，在奋斗中积累。
到了1987年，经过了几轮的研究论证，虽然快堆科研还没有迈入“863”计划的门槛，可是眼瞅着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于是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加速：一方面，迁往四川16年之久的快堆研究队伍筹划回京；另一方面，我国快堆建设究竟该如何开展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同年春，徐銤同其他几位长期从事快堆科研工作的老同志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几位专家“扎”在原子能院招待所整整五天，常常热烈讨论到深夜两三点钟，终于制定出了一份快堆回迁后的五年发展计划，即《快堆“七五”发展计划》。这份计划圈定了实验快堆科研工作的总体框架。
此刻，所有的人都知道：快堆，破晓在即。
年过花甲挂帅建堆
我国实验快堆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并于2000年正式开工之时，徐銤担任总工程师。虽已年过花甲可他仍然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
徐銤和同事讨论技术路线
在实验快堆工程建设阶段，多年从事科研工作，常年与数据、图纸打交道的徐銤，经常在工程现场爬上爬下，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处理技术问题。“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解决技术难题一次次爬上20层楼高的脚手架。在工程完成后的调试阶段，他长时间连续作战，解决调试中的技术问题。”徐銤的学生这样回忆。在实验快堆浇下第一罐混凝土后到实现临界的10年间，徐銤没有请过一次假。只有在实验快堆临界后，他才请了10天的探亲假。
确定技术路线时，徐銤是“主心骨”。作为总工程师，徐銤在技术上负总责。在徐銤的带领下，首先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的概念设计，然后中方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在消化、吸收外方技术设计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
解决技术难题时，徐銤是“万能胶”。快堆采用液态钠作冷却剂，液态金属钠与水相遇就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并可能引起爆炸；钠与空气接触就会燃烧；钠中含氧量超过一定标准会严重腐蚀系统内结构材料；堆内的液态钠控制不好，可能发生反应堆堆芯熔化事故……面对所有接踵而来的问题，徐銤有效地弥合了所有的缝隙与漏洞。
工程进展遭遇阻碍时，徐銤更是“定海神针”。法国超凤凰快堆因非技术原因的停运而影响到实验快堆项目、因为经费原因几乎无法维持实验快堆工程建设……所有这些决定着实验快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徐銤坚定而从容，坚信快堆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并带领团队反复论证。
“有人反对，有人不明白，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徐銤积极向各级领导汇报，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阐述发展快堆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曾经有一次，为了解决快堆资金问题，他随部、院、所领导参加了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中南海主持的的汇报会。宋健听了汇报，讨论后批准了所需经费。告别时，宋健叮嘱徐銤：“快堆是个难点，无论中国实验快堆是否能够成功，你都要把快堆技术人才培养出来，这就是最大的成绩了。”
74岁，成为当年当选的“最老”院士
2011年，中国工程院遴选院士。
彼时，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中国实验快堆已经成功并网发电，快堆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作为实验快堆工程的总工程师，徐銤所在的原子能院的同事们都觉得他挺有希望的。但他本人却摆摆手说自己已经太老了——2011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规定，相关候选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70岁，而那一年徐銤已经74岁了。从事我国快堆技术路线设计30余年，实验快堆工程建设长达11年，他的科研成果来得“太晚”。
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注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业所属学部至少6位院士提名，即可有效。6位院士的联合提名——这已经是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肯定。2011年底，增选结果揭晓，徐銤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无疑是对他在我国快堆建设事业中所作贡献的高度认可。
这份认可，实至名归。
80岁，那辆自行车终于“退役”了
蒙蒙秋雨中，一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安静地停放在徐銤家门外的墙边。车身上的黄色牌照“京房山0078009”格外清晰。这辆车跟随着徐銤从四川夹江回到北京，风里来雨里去度过了40余个春夏。“他们都反对我骑自行车，”在以往采访中，徐銤曾这样表示：“我从80岁以后就不骑车了。”
现在，这辆自行车终于退役了。
“实验快堆建设时期，徐老就骑着这辆自行车穿梭在办公楼和现场之间。看见这辆车，我们心里就感觉特别踏实。”徐銤的学生们谈起尊敬的老师，无一例外最先谈起的都是那些感动他们的点滴小事。
徐銤全家人合影
徐銤有两个电话对账本，这是因为在他家里的那部电话有两个账户。本来这部电话是单位配的，由单位统一交费，但他坚持私人长途单立账户，自己交费。对孩子们徐銤也常嘱咐，一定要公私分明。
徐銤有三支笔。凡是他给学生们批阅的论文，都会留下三种字迹：红色的是存在疏漏的地方，一定要修改；蓝色的是需要补充完善的；铅笔写下的是需要提出来再深入讨论商榷的。每篇论文都被徐銤用这三支笔批改得密密麻麻。
进城出公差，徐銤总是优先选择乘班车，说这样方便，省得麻烦别人；一身普普通通的西装，不知道陪他出席过多少次国际学术讲座；在企业做完报告后，企业馈赠的礼品，他一律交公。2010年，徐銤获得“原子能院突出贡献奖”，10万元奖金他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随后，他又亲手给院领导写了一张纸条：“以后请不要给我发奖金了，我的收入已够生活所需。”
徐銤的一生所需不复杂，所求更是简单：快堆，就是他一生的心之所向。“大半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如今，已经85岁的徐銤常常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语气平淡，但没有遗憾，唯有满足。这份执着奉献却无怨无悔的精神，其实是比快堆更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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