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英文
严老师的著述过去大多读过，这次收到先生馈赠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让我得到一次既能查漏补缺，又可重温的契机。严老师全集编得很精粹，他主编的几部文学史，还有日记、书信、笔记等等都未纳入，仅辑其个人学术成果，更方便我们做整体观。
先生治学一直是围绕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个基本问题来做文章的。他研究的两位主要作家：鲁迅和金庸，代表着一雅一俗所企及的现代精神之高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读鲁迅时，先生向自己提的问题就是“中国小说现代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由此，他对鲁迅文学史地位作出的评价成了名句：“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认为其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2]后来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对金庸给予定评，说他“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去改造武侠小说”，“用通俗的文类、通俗的形式，写出了现代的精神”[3]。
严先生埋首伏案近十年，撰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之初，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哪些流派？”“怎样估计各流派小说的现代化程度？小说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哪些？”[4]他的这部典范之作正是围绕着这一疑惑而解疑释惑的成果。
关于文学的现代化问题，年轻学者也许会觉得是老生常谈，更有甚者，还应说是旧话重提。当钱理群老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将打开他们思路的首创之功归于先生提出的“文学现代化”标准时，严老师就自揭，这一观点来自郁达夫、朱自清、冯雪峰，实际上还包括鲁迅、郑振铎等一批民国作家。早在1926年郁达夫的《小说论》就明确谈到：中国现代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还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5]严老师谦称自己的作用“仅仅是把他们的概念重新捡起来加以运用而已”[6]。虽然先生并不领功，但还是不能不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重提前辈的这一观点，具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它突破了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框架下建立，越来越偏于一端，导致独尊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为我们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开启了更加宏大而多元共生的视野和新思路。而且尚不止于此，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从各个角度殚精竭虑地思考、论证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这个大论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自觉地将汉译文学和中国文学外译的双向翻译活动纳入到我们学科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后，更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虽然这种双重跨文化探究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越来越显示出挑战我们中西、古今二元对立思维范式的趋向，但重温严老师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为我们学科的基本问题和性质的论述，越发意识到先生一语破的、高屋建瓴的风范和格局。所以我说，严老师不仅是我的导师，也是我们这个学科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导师。
严老师不仅在自己的专著中贯彻着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为此也写了不少专题文章，如收入全集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文学问题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等等，显示出先生不断突破自己的论学框架、视野和范围，将我们学科的基本性质越来越集中到现代性问题上，具有全局性的思考和勘定。
2005年先生和袁进合作在《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一文，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进一步加以修改补充作为引论，这次编辑全集又改题为《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收入第8卷。可以说，该文观点经过了先生的深思熟虑。他精要地论定：“现代性不仅构成这阶段文学的重要脉络，并且也是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7]。2009年接受洪子诚、贺桂梅访谈时，先生更精准地重提他在八十年代初将中国现代文学定性为“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观点。过去，我并未在意先生的这一提法，但重温《全集》后深深感到，严老师不仅看重，而且将其坚守成了他判断现代性的标准，论述现代性的潜在逻辑。仅举一例，即可说明。
作为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问题一直是先生探究的重点。早在1960年代初参加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时，他已经发现，黄遵宪于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的“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跟胡适三十年后的观点并无二致。因而曾在1962年秋，文学史提纲审稿会上，向林默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是否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讲起。但因为新旧民主主义的划界，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后来随着史料史实的更多发现，他越来越坚信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应该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并将这一认识写入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不少学者并不认同，但严老师又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详加阐论。这次编辑全集，先生不仅打破时间顺序，将其收入第1卷《考辨集》，而且排在第一篇。后在访谈等篇中不断加以重申，从此可以看出先生“固执己见”的决心。他的一个重要论据即“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期，中国已经出现能够同西方文学、西方作家交流的人物，其代表就是陈季同”[8]。并以资料证明他如何不仅“向欧洲读者积极介绍中国文学，同时又在国内倡导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接轨”，特别指出他用法文写了七本书，其中四本都与小说和戏剧有关，尤其是他将霍小玉的中国故事使用法文，以西式叙事风格创作的《黄衫客传奇》，“显露出鲜明的现代意义”。[9]用现在的时髦理论来看，《黄衫客传奇》也是一种翻译，是陈季同对中国传奇霍小玉故事的改写，它不仅模仿了译文文学的小说形式，也融入了译文文化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严老师所谓现代性更偏重于文学的全球观，将国际交流、“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作为了判断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标准。这一观点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前卫，与我们热议的“中国在世界中”同出一辙。在这次讨论会上，严老师的这一超出民族、国家界限的观点就赢得了年轻学者张丽华的支持。
关于世界文学，严老师多征引歌德、马克思的观点，并未发现他对二十世纪末以来国际文学学术界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理论的借鉴。让我吃惊的是，他晚期论文却与其若合符节。如2002年发表于《东方文化》第二期的《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一文，我以为可归其代表作。它鲜明呈现了先生高屋建瓴、持论强盛、宽宏博实的风格。在该文中，先生借用美国社会学家勃格提出的东亚是否创造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价值观的提问，概括出三点分析其来由：其一，因为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起步都比较晚，“面对强大的对手，东亚国家都必须倡导国民的整体努力”；其二，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少弊端已经显露出来，涌现了许多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东亚国家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其三，最根本的是“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与自身固有的文明相衔接”。严老师所谈三点可说是提纲挈领。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鲁迅置于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与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这个大背景上，考察与辨析鲁迅思想对东西方现代化不同文化模式的超越。认为“鲁迅的个人主义一开始就是通向集体主义的”，但“他告别了作为思想武器的个人主义，却依然重视个性的发扬和个体权利的保护，把它看作合理的观念容纳在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之中。”经过论证阐发，最后得出总结性判断：“鲁迅的现代化思想，既超越了西方模式，也超越了东方传统，综合了二者之长。正因为这样，鲁迅不仅属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且属于21世纪的世界，属于未来的全球化时代！”[10]可见，严老师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双焦点上，来辨析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既能显其对共同价值的追求，也不蔽其特定的民族倾向和区域立场，而不再仅从西方思想的单一标准来衡定世界性。采用双焦点看世界，对于严老师来说，也许出于自然而然，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承认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出双焦点的世界文学，已是突破。而且，严老师所论鲁迅现代化思想的双重超越性也超越了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群体对鲁迅形象的不同建构，平正而通达。
严老师定义现代文学是“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为我们学科，甚至可以说，为人文科学的存在和发展赋予了积极的价值、超越性的眼光和胸怀。直到今天，我们还远远没有把现代文学中所蕴涵的“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现代思想与精神讲透讲充分，远远没有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转型问题的复杂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领悟。特别在当今社会分裂、世界分裂的危机时刻，重温严先生提出的这一观点更具有着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每个人都站在个人的立场是无法达成社会共识的，同样，如果每个国家仅仅站在自己民族和国家立场也无法获得能与世界和平共处的共同价值、原则，甚至是礼节。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国家民族的立场，服从西方制定的价值、规则，而是要在对话与交流中，达成都能超越本民族国家立场的共同的思想、价值与规则。对于文学和学术来说，在构建“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方面，正可以发挥影响人心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以为严老师将“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重要标准，更是个常说常新的命题，值得我们一再重温。
通览严老师的学术著述，我一再触碰到先生对学术所持守的坚定信念。严老师经历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潮，但他并不止于拨乱反正的一时之需，而是致力于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思考与探究，想“从根子上加以清理”，进行“深刻的学风改造”。因此，他提出的治学原则都关系到具有根本性的为学与做人的基本态度，同样值得我们不断重温。这个信念即他一再申明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同样是一个老生常谈，但常说常新，更需要践行的守本之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所谓“实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他在《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中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首先强调的就是“从可疑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严老师的著述选题充分说明，他是为解决学术问题而著文，以回到原始材料之中作为方法。我体会沿此路径，一方面能有效排除后人所层累出的观点，直接进入原生态去探索“前人本意”与“历史本相”；另一方面则有助于突破陈旧的思维定势、以偏概全的史论，通过梳理杂乱无章的史料，逐渐对焦成像，综述出更为复杂而恰适的图景。我想，这也即先生所说，“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11]的用意吧。如他为反驳美国学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所做《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一文，就是一篇篇地分析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论，列举一个个的事实证明自己斩钉截铁的观点：五四新文化派“是要革新传统文化，而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文革”与“五四”：“背道而驰，南辕北辙”。[12]正因为先生做学问是“凭原始材料立论”，对我们学科的性质有着透彻而基本的判定，所以才能直面非难，坚定而有力地捍卫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和精神。
所谓“求是”，即先生谨守的一条治学原则：“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13]。解志熙将其具体化为“合实际的原则，一切分析都必须符合对象的实际——历史的实际、作家的实际和作品的实际”[14]。也就是说，你的述史与论人要把握分寸，而不能为哗众取宠，过甚其辞，刻意拔高求深。除了研究，严老师还写过不少有影响，精彩的作家作品论，都出于他阅读作品的体悟和精当把握，在关切现实的评论中，显示出文学史家的独具慧眼。总之，“实事求是”是先生的贯穿性观念和方法，因而，其学问做的是实学，其观点才中肯可靠，往往代表着一个时期所达成的共识，如李何林所说，“可以算作一些问题的小结”[15]。我们也都有体会，严老师一旦持有什么看法都相当坚定，能说服他的只有事实。其研究成果也表明，随着对历史材料了解范围的扩充，先生也会不断地调整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不信奉任何权威，只信服事实。
严老师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都是朴素至简的，却是做学问的根本。它需要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记得王瑶先生曾将文科和理科做过一个比较。他说，学理科好像爬楼梯，需要一级级地攀登，一级上不去，就别想登更高一级；而文科是走平地，走到哪儿是哪儿，你走过的地方，即使老师或权威未曾涉足，也是你的学生。可以把王瑶先生所说的“走平地”看作是占有原始材料，其覆盖面即一个学者的底蕴。严老师总是教导我们，哪怕为写一篇作品的评论也要把作者的全部作品及其相关资料看完。也即鲁迅所说的要论作家的作品，“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兼想到周围的情形”[16]。真要这样做学问，需花费多少时间可想而知！但这是先生反思过去的教训，而给学术研究定的“规矩”。这不仅是因为“顾全才能通篇”，更重要的是只有“顾全”才可能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评判。严老师从1958年提前结束他的副博士研究生涯，留北大讲授现代文学史时就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六十年代初又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主编唐弢先生规定的几条编写原则，第一条就是采用第一手材料。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积累，他对于我们学科原始文献占有的覆盖面，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先生的学问与学识就建立在尽量“求全”阅读的案头准备与深思熟虑上的。这也就难怪其学术成果为何会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不仅成为开辟一个新领域的奠基之作，也往往难以超越。对于我们这个产生自报刊时代的专业来说，虽说“求全”难以做到，但先生坚信“最终决定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17]。他的典范之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时间才问梓，如果再加上酝酿的时间，平均每年不过写两万多字。通过广泛的阅读和高度综合性的概括，先生才能精准地为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提炼出各流派的特征，而成为定见，被广泛袭用。其间所花费的潜在功夫，从先生说“有好几章写完时都让我觉得仿佛脱了一层皮”的感叹中，掂量出一二。
严老师向我们传授的集其一生的治学方法和经验都是最基本的，可学的，但先生的人格、社会关怀、胆识，悟性、洞察力和综合概括力等等，恐怕更是其取得学术成就的个人造化。我体会先生所以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要为学术和学人树立起“探究真相”的品性和使命。在他看来，“治学态度也是人生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18]先生谆谆嘱托的这种治学和做人态度，值得我们一再重温。人们常说，有时走得远了，会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先生正是以其“实事求是”的精神、作风及其研究成果的知行合一，为学界树立起为学与做人的典范，而成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求实”精神会时时提示我们：学术为何？学术何为？
注释：
[1]《严家炎全集》（10），新星出版社，2021年，下同，139页。
[2]《严家炎全集》（5），第21、3页；该文初刊1981年《文学评论》第5期，题为《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
[3]《严家炎全集》（10），第145页。
[4]《严家炎全集》（4），第7、14页。
[5]《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6]《严家炎全集》（10），第140页。
[7]《严家炎全集》（8），第33页。
[8]《严家炎全集》（10），第138页。
[9]《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见《严家炎全集》（1）。
[10]《严家炎全集》（5），第261、264、266、276页。
[11]《严家炎全集》（7），第2、10页。
[12]《严家炎全集》（1），第72页。
[13]《严家炎全集》（7），第16页。
[14]解志熙：《严谨的开拓者及其固执——<鲁迅的复调小说>读后感兼及对“五四”的反思》，《现代中国》第6辑，2004年12月。
[15]李何林：《李何林全集》（5），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62页。
[16]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0页。
[17]《严家炎全集》（7），第6页。
[18]严家炎《七十自述》，《问学集：严家炎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55、154页。该文未收入全集，但引文大意散见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回忆·感想·希望》《<人生的驿站>自序》诸篇，均收入全集（7），还有《生命不息，求索不止》，见全集（10）等。
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