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教材，考研政治教材用哪本好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材编写的探索与意见
一次新书发布会上的研讨纪实
（一）
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团队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新书（下文简称“《教程新编》”）发布会暨讨论会于2022年8月3日上午举行。
本次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主会场设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分会场设在安徽大学，腾讯线上会议同步直播。参加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大学顾海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崔向阳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李玲娥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刘刚教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许正明社长、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等。
以下是本次新书发布会上与会专家的研讨纪实。
许正明社长：很荣幸能与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教程新编》新书发布会暨讨论会，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现场和线上的各位专家学者，同时要向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这本书是一本具有理论重量、思想分量和话语质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著作。本书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代同向同步，深刻回答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新时代背景下对我国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内容，观点鲜明，书中案例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例，写得精、写得新、写得实，是一本能够满足时代要求的适合本科生、研究生使用的教科书。
感谢荣兆梓教授团队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信任，出版高水平的经济学教材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肩负的职责和使命，出版该书于我们而言是与有荣焉。下一步我们将采用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全力做好本书的宣传发行工作，并将在开发数字化和教材开发上下功夫，进一步扩大本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好教材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本特色鲜明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
顾海良教授：感谢线上线下的各位学者来参加这次发布会，也感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今天正明社长也参加了这次新书发布会，证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对于这本书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的出版对于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有益处，再次对出版社的表示感谢。
我对这本教材的编写出版是有一些了解的，它在出版过程中的经历和其他书籍不一样，有三个特点：
第一，教材编写与教学过程相结合。作为一本教学用书，从教学需要出发，先形成大纲，通过课堂教学再形成讲义，然后集体编写教材，在教学中形成的教材就是非常可贵的。现在一些学校是先编辑教材，然后再用于教学，这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这本书的编撰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课堂教学实践，学生需要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内容经过反复筛选，才形成教材。荣兆梓教授的这本书无论是叙述的语气，内容深浅的把握等，都很适合当代大学生的需要。
第二个特点，教材编写与科研相结合。这本书的许多观点的形成是与作者长期科研经历结合的，它凝聚了编写团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思考和感悟，包括与众多优秀学者交流的感悟，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长期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许多都已经在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也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大家通过各种研讨会将这些观点不断总结提炼，逐步完善。
第三个特点，教材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成果，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至关重要。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科学研究充分融合，是这本教材编写过程的重要特点。
大家都在编写教材，这一本新教材在编写中的这些特色是非常显著的。我们要尽量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中国经济学的教材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第一批教材，其中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体系中，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原理性的课程。我不是说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是指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原理，它引导各类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和各门应用经济学，所以是原理。本质上说，中国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非常重要，应该是整个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启蒙课程。这本教材对于阐述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一些尝试，为这个学科的推广和知识传授做出了贡献。这次我们做好经济学教材建设，应当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学原理性的特征，还要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如何体现这个原理的基础性、广延性和可拓展性。什么是广延性，什么是可拓展性？就是设想的经济学体系中的各个经济学门类的原理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可以找到，它并非独立的，而是融会贯通起来探讨问题，从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现在这本教材，非常值得高校学生认真学习，值得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关注。我也希望各位学者积极参与经济学教材的建设。现在国家级政治经济学教材遴选是个动态的过程，教材使用也是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从使用中来甄别哪一本教材更加合适，大家都来使用，用的好不好才是关键。教材的使用过程也是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回顾的过程，编写者根据教学中的反馈再进行修改，逐步完善。这个是我讲的一个方面。
这本教材本身也有其鲜明特点，或者说是作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尝试。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大家长期在讨论，不断争辩、至今未有统一结论的“逻辑起点”问题。这本书比较重视讨论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从导论开始就探究相关内容，包括后面部分章节也做了相关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探索。之所以说是探索，有两点原因：一是要把《资本论》的对象与我们现在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进行比较。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完成形态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完成的、发达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恰恰是发展中的、不发达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经济学名词往往带了“发展”两个字，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那是过程，按照马克思说法，抽象只存在于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在理论成熟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来。我们说新发展阶段，当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也是初阶阶段过程的一个量的集聚而达到部分质变的阶段。马克思说《资本论》的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的“现代史”，不是“形成史”。“现代史”是已经完善了生产方式，“形成史”则是一个发展中的、逐渐走向成熟的生产方式。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对商品为逻辑起点的理解过于机械，或者说受原来经济思想的影响太深，从马克思的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的整个理论体系而言，不在于商品，而在于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然后决定以商品为起点。商品生产、交换时发生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劳动的二重性，而不是商品。后来马克思总结《资本论》第一卷有三个方面贡献，第一个就是劳动二重性，第二个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第三个是工资。将劳动两重性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成为了贯穿全书的方法。所以这本书以劳动、劳动的二重性作为起点是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索，还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去解决。
这本书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论、体制论和运行论融为一体，这也是荣兆梓教授对《资本论》体系的一个理解。80年代初的时候，学界多数以为《资本论》就只有本质论，没有体制论，也没有运行论。后来觉得这样说不对，因为《资本论》第二卷讲的就是运行论、体制论，但同时它也是制度论，也对社会再生产理论做了制度性的阐述。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本质论，也讲体制论、运行论，把这“三论”有机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把体制论、本质论和运行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对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结构这三者结合起来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尝试。
第三个特点是，这本书采用了从直接生产劳动过程，到商品流通过程，再到整个社会生产总过程，那么这样一个体系结构，就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一个继承，并且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完善和发展。本书同时还考虑了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世界市场问题，最后结束在平等劳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把自由劳动发展的前景展示了出来。把《资本论》的结构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融会贯通，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结构。这个尝试从学理上来讲也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当然，这本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内容，比如财富增长问题，我好像没有看到讨论。从我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来看，财富增长是为了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企业生产的是价值产品，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财富增长。不仅是个人消费，还有大量的公共物品的消费。美好生活一方面是物质文化，除了物质文化之外，其他比如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问题，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的几乎都是公共物品。财富的增长和公共物品的实现，公共物品利用市场机制等等，都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需要考虑社会主要矛盾怎么将其贯穿起来，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美好生活需要，细分一下，可能完全由市场经济管的并不多，民主、法治等更多都是公共物品，所以说财富增长更多的还是公共财富。所以我们所说的财富增长问题，值得探讨。
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从我的理解来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阶段的界定。四中全会以后，大家谈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都特别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发展中的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急剧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的过程。在阶段的变化中政治经济学如何定位，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有很多都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与我之前提到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相联系的，但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不仅仅是初级阶段的矛盾，其延伸可能比初级阶段延伸得更长久。这本书对财富论、矛盾论和阶段论都有所涉及假设，我觉得阶段问题还可以深入探讨，使得我们这本教材能够在教学中得到更有效的补充。
同时，我也谈点不同看法。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史”的经济关系的范式能否用到社会主义“形成史”经济关系的研究？我们总想找一个逻辑起点，可逻辑起点是成熟机制的产物，现在追求这个东西是否为时过早？布哈林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商品，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已经消除了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经济关系，变成直接的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不存在了。另一大错误是将战时共产主义理论固化了。这对我们当前研究是一个教训，不能把当前所有的理论固化，因为社会经济还在变化发展中。
二是关于市场经济。难道市场经济就是人类最后一个体制了么，那肯定不是。早期的市场经济完全是自发式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到凯恩斯时期，有宏观调控，再后来利用技术手段，利用计算机模拟进行宏观调控，人的主体意识在经济关系中的能动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市场经济本身也在变化，不是永恒的。《新编教程》对此也有所涉及。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搞兰格认为的那种社会主义有市场和有计划的经济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现实中，中央计划当局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制定计划及其反馈机制，也就是说兰格认为的“试错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兰格设想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是不可行性的。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后来的“计算机社会主义”观点的失败是因为信息收集手段，因为市场这么多分散的市场信息难以全部准确及时收集，也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反馈，同时也存在随机因素，因此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搞兰格的市场经济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行。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化概念。我一直强调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一部形成史，不能是一个理论体系，因为理论范畴在现实不断发展中形成，又不断变化，最典型的一组概念“公平与效率”，一会效率优先，一会兼顾公平与效率，一会更加重视公平，这表明不是我们理论错了，而是现实发展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也是如此。我的观点还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一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史”，不能说没有不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就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说所有概念范畴都有一个终极定义，就像地租的概念，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中，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西斯蒙第都对急剧变化中的资本主义地租范畴的做出界定。
前面说到本书的整个体系，其实不能直接称为“六册计划”，应该是借鉴了马克思“六册计划”思路。同时我还想说，在这本书里，除了价值规律，其实竞争也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要说清楚，首先就是竞争。资本的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实际上两者的差别就是竞争，资本行为是由竞争决定的，所以竞争对于资本的行为过程和运行机制十分重要。“资本一般”讲的是本性、特性，“许多资本”就是加上竞争这个机制。竞争生产力资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为竞争与资本、生产力的不可分离性，所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基本问题：如竞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竞争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竞争和经济危机关系问题等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竞争的许多问题也需要深入探讨。这本教材有非常多的优点，但读这本教材的时间有限，没有能够深入理解编辑团队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和编写理念，我讲的多有偏颇，也算是一起讨论和切磋吧。
（李艳芬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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