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选题题目)

历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在近百年来却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所谓“历史学的终结”,究竟是对事实的判断、对未来的预测,抑或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学以“求真”为目的,同样需要辨析:求真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最高目的乃至唯一目的,抑或只是多种目的之一?历史学家所“求”之“真”,是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是全部真实还是部分真实,是完全客观的真实还是具有主观色彩的真实?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启蒙时代以来的本质主义、进步主义思维方式遭到质疑,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语言的不透明性和社会建构性,意识到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历史材料、历史研究、历史著述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和绝对真实。但若把历史真实理解为建立在既有材料和理性判断基础之上的有限真实、相对真实,那么,求真仍是值得历史学家去追寻也完全可能实现的目标。

将历史真实等同于绝对真实,进而由绝对真实之不可得推导出历史学的终结,看起来是在批判本质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恰好堕入了本质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陷阱:前者将真实与虚构视为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然而,并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或纯粹的虚构,只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真实与虚构所构成的连续统;后者试图将主观判断和价值关怀排除在历史认识论之外。然而,既然历史是由具有主体性的人的活动所形成的,便很难想象一个彻底消除主观性和完全“价值中立”(valuefree)的历史图景的存在。海登·怀特认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中与真实相对的不是虚构,而是想象,真实与想象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1。在历史材料不足以也不可能呈现所有历史细节的情况下,只有借助必要的、合理的想象,历史学家才有可能填补缺失的环节、探寻事物的关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

历史真实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层次。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事实是指“过去发生之事”,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事实;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记忆和书写尽管带有更强的主观性,还是同样构成了历史事实,即便片面、歪曲甚至虚构的记忆和书写也是如此。以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为例,该书借助史源学方法和解构分析(作者在访谈中说他曾打算以“结构与解构”作为书名),否认汉武帝晚年由“崇武”转向“守文”的史学定论,指出人们所熟知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实是司马光依据并不可靠的史料《汉武故事》人为“重构”的结果2。从这个例子中,可以识别出两种历史事实:汉武帝究竟有没有发生“晚年政策转向”(田余庆先生认为有,辛德勇认为没有),这是第一层次(客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司马光所塑造的晚年汉武帝形象(无论真实与否)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认知,这是第二层次(主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传统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理解通常局限在第一层次,却忽略了第二层次的历史事实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有时甚至会对历史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主观性的普遍存在,试图将主观因素完全撇开的所谓“客观”其实难以做到真正的客观和真实;恰恰相反,承认人的主观因素并努力将其融入历史探究的过程,方有可能接近客观、接近真实。

当代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和我们所处的后现代境况以及描述和反思这种境况的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在做“解构”(deconstruction)的工作,就是不断拆解启蒙运动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结果如罗兰·巴特所言,洋葱层层剥开之后,内里却空无一物。然而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意义,很多后现代思想家并非一味地解构,而是以解构为建构,在把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出来的时候,一方面冲击甚至消解了我们既有的模式化认知,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打开了获得新认知的可能空间。

回到海登·怀特,他在《元史学》中试图建构一个“历史诗学”框架,采用诗性的风格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强调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讲故事,并从19世纪欧洲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著作中识别出浪漫剧、讽刺剧、悲剧、喜剧等情节化模式,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情境论等论证模式,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模式,以及隐喻、提喻、转喻、讽喻等语言转义模式。在元史学或历史诗学的视野下,想象力、结构化能力和叙事技巧才是衡量历史著作之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境界,应该是学术与思想、微观与宏观、实证与理论的有机融合。传统史学研究往往重学术考索而少思想创见、重微观分析而少宏观透视、重实证研究而少理论建构,落入见树不见林或“碎片化”的窠臼。其中当然有基于不同学术理念和治学风格而有意选择的因素,更多的时候恐怕是由于研究者历史想象力的贫乏,而无力做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刊发了一篇薛刚教授的文章,这篇文章大胆打破传统史学分支的畛域,涉及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探寻了暴力和战争的形成机制,使用了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具有鲜明的历史社会学色彩3。虽其假设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需要更丰富、更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检验,却可以提醒我们,只有依靠充沛而合理的历史想象力,才有可能超越朴素实证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局限,在纵横贯通的基础上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与进步。

与此同时也须注意,史学创新既需要想象力的激发和启迪,又须建立在充足的史料、准确的理解、合理的推理、严谨的论证基础之上;或者套用胡适的名言,既要“大胆地假设”,又要“小心地求证”。笔者在此想强调两点:

首先是概念界定要清晰。在薛刚建构的解释链条中,起点是作物的传入、人口的迁移,终点是战争的走向、革命的形成,“高暴力地区”与“低暴力地区”之间的“暴力落差”则是关键性的中间变量。然而,暴力的高和低是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的,是基于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还是基于史料记载的直观感受?所谓“高暴力”是指暴力行为发生的频率高,还是参与和死亡的人数多?“高暴力地区”的人群一定是“高暴力人群”,抑或各地区都有暴力程度不同的人群?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这些问题恐怕难以用严格的量化分析来回答,但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界定,只有这样,经由历史想象力提炼出来的解释性概念才能落到实处。罗威廉在《红雨》中回顾西方学界的革命研究,提到小霍夫海因茨曾从中国2000多个县中识别出8个共产革命的“温床县”,这个结论是以统计数据和计算机分析为依据的4。薛刚的这篇文章既然把暴力程度的地区差异作为核心问题意识,理当对概念之意涵和判断标准有所说明。

其次是因果推论须谨慎。作者处理如此庞大、复杂的历史问题,而能提取出一个如此清晰、完整的因果链条,既让人感到钦佩,又难免令人疑虑:历史进程真是按照这样严密的逻辑关系展开的吗?针对一个长时段、多面相的议题得出一个相对宏大的解释,它应该是一个弱的解释,而不宜过强过硬,在建构因果链条的时候尤其如此。在我看来,宏观历史分析应该尽量避免单一主导因素、单一逻辑序列的强结论,而应该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多重因素、复合逻辑的弱解释。这种做法看起来没有那么通透、那么过瘾,却能在历史与逻辑之间达成一种必要的平衡,避免不同形式的“决定论”陷阱。以罗威廉的《红雨》为例,该书对麻城一县将近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可对于麻城何以成为一个“暴力之地”,作者最后将其归结为年鉴派史家所说的“心性”(mentality),这是我不太赞同的:如果暴力程度的地区差异是文化和心性使然,那怎么解释同一个地区在不同时代的巨大差异呢?这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广义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文明程度随之提升,暴力的时代差异便有可能超越地区差异。

总之,历史想象力是探寻历史真实的必要前提,更是史学研究创新的灵感来源。当前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是时代变迁(尤其是全球化和后现代)和学术发展(尤其是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共同结果。为了应对危机甚至化危机为契机,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历史学家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也须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想象力,借助长时段、大视野、跨学科的研究,努力实现求真、求解、求通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