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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本文字数：2098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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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卓绝的经济建设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并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又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总结人类近三百年历史也可以看到，每次大国崛起和新的赶超都会孕育新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思潮。可以说，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已经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如何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构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中国经济学，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高水平的理论支撑，已经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探索的时代之问与理应肩负的时代使命。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是思想之源。理论创新通常是由问题引发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将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化，而是要具有鲜明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核心是要解决和科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一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成功经验。二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工具。三是，理解中国经验特殊性中所蕴含的一般性，提炼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从而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学建设工作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在构建过程中，需要围绕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构建原则、主体内容与实现途径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17”讲话中已经做出了重要指引。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与“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三大特点，这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原则。三是，“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这明确了建设中国经济学的核心抓手与具体路径。本文将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17”讲话和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在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就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以及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原则、主体内容和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的新探索等内容进行讨论，提出要以中国经济学的教材体系作为突破口和系统呈现，打造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教材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机统一的完整学术生态体系，从而系统性地助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完善和发展。
一、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基础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成熟的标志。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和经验，可以看到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已经具备。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部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在世界进步力量被严重削弱的环境下进行的艰辛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正是在这种曲折中前进的。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失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第二国际的分裂，也客观上促进了列宁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发展。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大林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争论，推动了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然而，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遭受巨大冲击、凝聚力严重削弱。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出现了分裂与分化，部分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林彦虎、冯颜利，2016）。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我们提出了深刻的理论问题。一方面，要如何辩证地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模式，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剧变前后苏东国家的转型也让我们认识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质，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安全稳定和实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从反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教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推动了新的探索和实践。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最早在195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刘伟、蔡志洲，2021），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到党的十九大首次分两个阶段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进行战略安排，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刘伟、陈彦斌，2021），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和实现路径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构建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这一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提出了历史性的任务，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实践创新和伟大成就。这为我们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特征事实，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供了丰富和成熟的现实条件，从而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深厚历史基础。
（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三次飞跃带来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毛泽东思想横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勾勒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征，包括节制资本、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要由国家经营管理，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等。这些思想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特征，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纲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逐步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初步形成了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形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理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等经济思想（刘伟、范欣，2022），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发展新理论，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根本性突破。邓小平理论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挫折，重新建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创性地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3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提出了要求，把握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坚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决心，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不动摇。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了科学的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获得了历史性的提升，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下了一部“初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上，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了中国经济理论的学说体系——提出中国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和需要分析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都形成了系统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指导了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根本遵循（刘伟、邱海平，20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推动了理论创新，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激发中国学界围绕中国经济学开展了四次大讨论。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在面对中国经济实践问题无法用传统经济思想体系解答的局面时，学者们从西方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早期尝试。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借鉴和吸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并联系中国经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特点，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展开了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第三次大讨论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之前，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否成立等。从1984年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初稿，到在不同范式与统一视域下探讨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否成立，相关研究不断推进，为后续在融合中发展中国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第四次大讨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中央多次提出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和新层次，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重点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异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来源等问题，基本形成了中国经济学应该立足中国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的共识；并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基本形成了涵盖中国经济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内容框架（刘伟，20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中的经济思想和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四次大讨论都为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对国外不同流派经济学的学习、吸收、批判和借鉴也是中国经济学建立的重要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界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国外各个经济理论流派的思想，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国外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东欧经济学者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反思，这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其一，引进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现代化的数量分析方法，为理解市场经济运行机理、推进市场经济制度构建以及对市场经济的宏观治理和微观管理提供了许多有益见解。其二，国外的左翼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阶段性和多样性进行的深入剖析，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反思，能够帮助中国学者理解西方各种经济模式的矛盾和问题，使得中国学界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经济学。其三，以批判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以研究改革目标和如何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东欧经济学，主张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倾向于引入市场机制，这对中国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黄少安，2020），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原则
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成功经验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升华，其建立和发展遵循科学理论的一般原则。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
中国经济学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构建的一部分，是新时代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也是吸收人类最广泛文明成果的结果。中国经济学面向的对象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这一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最根本的来源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当深刻体现出这种理论源流，遵循指导思想正确性和理论内涵兼容性的统一。这首先意味着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从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入手理解经济活动，理解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重要结构；要以变化、发展、历史的视角去看待经济关系，通过矛盾分析去把握历史变化的趋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这一方法论，“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都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学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系统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此外，中国经济学建设既要积极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在悠久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所必须面对和研究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特质的重要来源。对于西方经济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需要我们坚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在充分吸取西方经济学精华的基础上建设好、发展好中国经济学。
（二）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性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际中来，人的认识的第一步是感性认识，一切思想理论都发源于感觉、经验，依赖于感性认识；接下来要对感性认识的材料进行思索、整理和条理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然后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即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从实践中得出的思想、理论，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要建设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就必然遵循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性原则，避免“李嘉图恶习”。不以某种抽象的理论直接套用在复杂的现实中，而是以中国丰富的经济实践为基础，提炼理论核心范畴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素材。一是，经济保持长达40余年的高增长，1978~2020年GDP平均增速高达9.3%，使得中国从贫困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迅速跃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发动机”。二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普遍绝对贫困到全面脱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三是，经济运行格局从“高增长、高波动”转向“高增长、低波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稳健性与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四是，平稳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没有出现苏联与东欧国家在转轨阶段所经历的经济大幅衰退，为世界提供了罕见的经济转型成功范例。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结果。
在这些实践素材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些成果做出了系统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等等。如何明确这些理论与经典理论之间的关系，明确这些理论如何对经典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如何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和阐述中国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生长的重要基础。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性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精神、价值、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特征；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本质上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同时，人是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的行为、选择和活动具有深刻的价值性。因此，作为反映和研究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西方经济学关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反映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1972）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明确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目标。
因此，中国经济学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原则。这种价值取向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深刻理解和重视人民在经济活动中的根本性地位。以人的关系而不是物的关系作为经济分析基础，透过经济现象的“拜物教”性质，将经济关系理解为人和人的经济关系。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可能不被商品、货币、资本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所遮蔽。二是，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中国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的立场理解经济过程，超越传统经济学理论单纯的将利润、效率、增长、分配理解为经济的终极目标的狭隘观点，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将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目标。三是，在政策制定上，始终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立场，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四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各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得失成败的评判根本标准，并以此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中国经济学的主体内容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理论要深刻反映其历史定位，就是要对一个时代的经验进行高度凝练和概括，进而更好地指导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总结人类近三百年历史也可以看到，每次大国崛起和新的赶超都会孕育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思潮。资本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产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扩张，产生了现代世界体系，也同时产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构，这也使得发源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在美国不断成熟，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征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是一场在人类文明史上波澜壮阔的壮举，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事业，是中国经济学的深厚底蕴和无穷的素材来源，是中国经济学在中国和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坐标。中国经济学要牢牢地把握准自己的历史方位，深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认真研究两个一百年奋斗征程中的主要关系、矛盾和运动规律，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进行科学的理论解释。遵循这一要求，中国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主体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体系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丰富和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学的主体内容还会不断增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创造性实践之一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新，既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也突破了马恩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必须深入总结和提炼这一伟大实践创造的经济思想，深刻剖析其中的内在逻辑，阐释其中所包含的崭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概念范畴、思想内涵、逻辑结构、本质特征等。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因此，基于中国改革实践的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要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逻辑。要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主体复杂多样的决策过程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市场结合在一起的，要阐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形式和运行逻辑，等等。归根到底，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的阐释有所不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资产流转体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等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产权流转上的共有性与交易性的有机统一，其基本规律是共有经济与交易经济的辩证平衡机制，主要体现在二者之间的统一性（陈宣明，2018）。从本质要求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现社会财富增加和社会财富共享的统一（周文、司婧雯，2022），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经济运动规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商品运动规律、资本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等3个层次上的发展规律的统一，前两者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特色（李建平，2016）。这些关于本质和基本规律的论述实际上辩证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和市场经济的特征统一起来，但还只是从分散的视角考察。
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的研究现状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系统、辩证地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熊彼特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熊彼特，1996）。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也是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详实掌握密不可分的。因而深刻总结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原因，离开这些内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实践的伟大意义及其所蕴含的伟大理论。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根植于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现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独特优势，是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并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中国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与西方宏观政策相比具有四方面显著优势。一是，在短期内，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更强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对经济运行进行逆周期调节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能力相对更强。尤其是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经济增速的波动程度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二是，在长期中，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速的平稳换挡。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等许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接近世界前沿，经济增速均会出现显著下降，经济波动明显增大。与之不同，中国在经济追赶过程中经济运行反而更加平稳。在1992~2012年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速的离散系数为0.2。随着2013年以来中国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离散系数更是降至不到0.1的低位。三是，在面对危机冲击的特殊时期，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备更强大的反危机能力。西方国家在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往往会陷入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低迷或者衰退之中。比如，“大萧条”导致美英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衰退之中，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让欧美主要经济体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相比之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强大的反危机能力，能够使中国较好地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在1998年和1999年依然实现了9%以上的高增长，而韩国、日本等国家均出现了负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的国家。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更是全球唯一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四是，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更加充裕的政策空间，回旋余地更大。这更好地保证了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显著提高了宏观调控效果，并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利率零下限等政策空间约束形成了鲜明对比。
之所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相比于西方宏观政策具有明显优势，是因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突破了西方宏观政策的两大缺陷。
第一，西方宏观政策主要关注短期稳定而很少关注长期增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则注重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增长。在西方主流宏观理论中，长期增长与短期稳定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关于长期增长，西方主流理论基本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体系之上。在该框架中，由于物价水平能够充分灵活调整，因此增长政策通常只关注实际变量之间的联系而并不关注名义变量的长期变化。关于短期稳定，西方主流理论是建立在新凯恩斯理论体系之上。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理论的核心是，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平抑短期经济波动，从而使得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维持在零附近。不仅如此，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理论认为，宏观政策不需要关注潜在增速的变化，也就不需要对长期目标作出反应。与之不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注重兼顾长期与短期，并且创新性地提出了“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的新思路。“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意味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考量时期不再局限于短期，而是兼顾长期。这表明，宏观政策不会过度地追求将产出缺口或通胀缺口在短期内一直保持在零附近，而是更多地兼顾长期增长路径。“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新思路使得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能够将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稳定目标相结合，从而在长期的改革与发展中实现较小的经济波动。而这正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得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平稳换挡以及有效应对巨大冲击的理论根基。
第二，西方宏观政策很少关注经济结构，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非常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和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很少关注经济结构。究其原因，其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因此不太需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其二，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实践普遍是以新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节理论为指导，其核心是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平抑短期经济波动，从而实现短期经济稳定。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在长期框架下进行分析，这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格格不入”，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教科书引入结构政策的必要性（陈小亮、陈彦斌，2022）。与之不同，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意味着中国一直处于发展阶段快速转换的过程中，总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债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经济结构均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之中，优化经济结构的必要性更加突出。近年来中央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创新举措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是中国经济运行长期保持在合理的轨道和区间的内在保障，也是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上述两方面突破孕育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素材。西方主流宏观调控理论注重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稳定政策平抑短期经济波动，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则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上实现了突破。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仅追求短期稳定目标（包括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还追求长期增长目标和优化经济结构目标。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不仅使用稳定政策工具，还广泛使用增长政策工具和结构政策工具，从而孕育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新框架。通过将聚焦于短期经济稳定的稳定政策、聚焦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增长政策和聚焦于调节经济结构的结构政策这三大类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消除产出缺口和长期潜在增速缺口，促使实际经济增速、长期潜在增速和最优经济结构下的潜在增速合理增速三者趋于一致，从而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平稳运行与长期稳定增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不断构建和完善，不仅可以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保障，而且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包括“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内的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这与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显著差异，也使得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一些国外学者基于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甚至多次提出了“中国崩溃论”。例如，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经济崩溃是迟早的事”；201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罗在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论文指出，“中国的人均GDP增速很快将由8%左右降至3%~4%”。然而，直到2019年中国GDP增速始终保持在6%以上，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更是全球范围内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体现了强劲的韧性。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增长奇迹，而基于西方增长理论的“中国崩溃论”则屡屡以“崩溃”告终，这表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
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必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逻辑来提炼中国成功的经验。需要聚焦于以下几个关键领域。其一，要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主线。这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精髓，又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二，要系统总结中国在发展和崛起过程中的转型经验与发展模式，并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成功经验与经历的各种挑战，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增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实现有效的经济追赶，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对中国自身发展和进一步壮大也大有裨益。其三，要用中国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中国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等，这些因素给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带来新的困难与挑战。由此，必须增强风险防范的战略意识，认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经济发展上的突出任务，预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将会遇到的挑战，从而在发展战略上做出针对性部署，以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经济学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工具和智力支持。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要想更好地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任务，需要从学理上梳理和研究清楚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特色优势和发展战略，制定好合理的规划与实施路径等关键战略性问题和难题，确保中国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
四、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新探索：以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为核心抓手
从经济理论的演变历史经验来看，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教材体系的支撑。一方面，教材是理论的载体，是理论内核与共识的集中体现，是传播理论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教材也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25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如同无本之末。”知识体系需要靠教材呈现。知识体系除了要明确知识点之外，还要明确知识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这几个方面都需要通过教材来承载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每一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如果离开了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点、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那么就难以成功。因此，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教育部教材局和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下文简称教材基地）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以教材为载体，汇聚全国经济学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学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一）对“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和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凝聚了学界普遍共识并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新热潮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和内涵并不十分清晰。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国别概念，是在中国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化应用。但是，回顾近百年来全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知，不管是英国古典经济学还是美国经验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都不只是纯粹的国别概念，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与之类似，中国经济学也不是单纯的国别的概念，而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历史概念，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教育部教材局和教材基地以建设中国经济学教材为重要契机，通过高端论坛、研讨会与调研等多种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权威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内涵达成了新的基本共识：中国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且用来指导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中国的根据和意义，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经济学”这一新的定义和内涵较好地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新热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要组织和单位，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学术刊物围绕中国经济学举办了一系列高端学术论坛与研讨会。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设立“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与实证专项项目”，旨在通过多学科、大交叉、新范式的研究，从典型事实、基本规律、核心理论等方面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规律，形成能够解释过去并指导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包括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理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减贫理论与乡村振兴理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创办了《中国经济学》期刊，旨在挖掘中国规律性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故事，发表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论文，推动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中国理论的本土化和科学化，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二）分批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重要载体
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切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重要举措，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和抓手，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中国经济学教材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载体。教材在理论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梳理理论脉络、澄清学术共识、塑造学科逻辑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可以通过一套系统完备的中国经济学教材清晰呈现。通过中国经济学教材的建设，可以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性特征和重要经济学理论成果纳入统一理论框架，将共识性的理论成果以教材的形式传递。其次，中国经济学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抓手，有助于培养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高素质经济学人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教育面临的问题是课堂教学与现实实践脱节，广大青年学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不够充分。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构建可以促进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联结，增进广大青年学生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从而为培养新时代经济学有用之才提供重要保障。再次，中国经济学教材的构建在将中国实践概念化、中国经验一般化的过程中，也能够展现中国经济的理论价值，促进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传统教材和理论体系的更新，使其能够更多地体现中国经济学理论要素和学术成果，从而在更广大范围内和更深入层次上促成对中国经济的理解、研究和教学。
2021年10月28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了《关于公布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入选学校及团队的通知》。来自全国13个科研院所的25个团队获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财政学》、《中国区域经济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等首批9种中国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资格。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将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中国特色，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关键性问题为原则，系统梳理中国经济理论的独创性贡献，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经济学教材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同时，教材编写将突破“用原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或“原有课程+中国案例（数据）”的编写形式，立足新时代，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丰富实践，提炼具有原创性、解释力、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用来指导新的伟大实践，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奠定坚实理论基础。这有助于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指示精神。
未来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四大关系”。一是，处理好建设与规划的关系，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边规划边建设”、“以规划促建设”的原则，充分尊重教材建设与理论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规划方案，确保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作能够持续稳步推进。二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较好地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内容，也要突出体现以中国经济伟大实践为源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而且，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应该在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要从实践中提炼理论，也要用理论指导实践。要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教材体系，并用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四是，处理好教材建设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关系。关于教材建设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应该以国家教材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彰显中国经济理论的共识性和可推广性；同时，以理论的严谨性和中国实践的鲜活性不断充实与完善教材体系，形成知识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双向互动。
（三）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建设工程，与中国经济学教材形成互动互补，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
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体系，目前正在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处于核心地位，是对中国经济原创性理论与标识性概念的集中体现，对中国理论、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进行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针对经济学研究人员以及经济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等专业人群，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工程，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为了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教材基地正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建设工程。
在国际上，与《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相对应的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手册》（Handbooks in Economics）。《经济学手册》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自1981年出版首部《数理经济学手册》以来，以学科为单位至今已经累计出版100余部，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它们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等经济学人类知识体系的几乎全部重要领域。《经济学手册》的目的在于为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提供深度研究资料，具有鲜明特征。一是，权威性。每一部《经济学手册》的每一位作者均由该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二是，前沿性。《经济学手册》大约每10年更新一次，这使得手册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学界已达成共识的成熟研究成果，还包括来自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等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三是，高被引性。《经济学手册》的被引率超过了绝大多数知名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手册》是国际经济学界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书，能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编制“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下文简称《手册》）具有重要意义。
《手册》是中国经济学教材之外，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又一重要载体，需要将国际学术手册的一般性与中国经济学的本质有机结合，并且突出以下四大鲜明特点。第一，紧扣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与本质。《手册》应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伟大实践，提炼中国特有范畴与独创性理论，提炼中国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与主要理论。第二，聚焦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重要领域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中国学者的独创性贡献以及政府政策的成效。既要将中国学者提出的特色范畴、独创性理论以及相关文献等研究成果写入《手册》，又要将政府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卓有成效的政策举措进行总结提炼并写入《手册》。第三，秉持权威性与客观性。为了保证《手册》的权威性，应由国内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现实问题、理论进展和文献脉络进行梳理，从而为经济学研究人员、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提供权威的研究述评、未来展望和经典参考文献。为了保证《手册》的客观性，其作者应客观总结与提炼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把代表性的学说与观点都纳入其中，包括存在分歧的学说和观点，从而全面反映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第四，具备可持续性与可更新性。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源于实践的中国经济理论也会随之更新。与之相适应，《手册》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是可持续、可更新的，这就要求《手册》所涵盖的内容和话题在过去很重要、现在也很重要，并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也将保持其重要性。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经济学教材与《手册》将会不断改善以往中国经济学体系中学术研究、教材编写与理论建设相互割裂的问题。聚焦于学术前沿研究的学术期刊、聚焦于归纳梳理研究动态的《手册》以及聚焦于凝练中国经济原创性理论的中国经济学教材三者之间将形成完整闭环与良性互动。学术前沿研究中基本形成共识的内容，可以不断纳入中国经济学教材之中，形成既相对稳定、又能不断更新的基础教学工具。尚处于学术争论阶段但是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分析范式的部分，则可以纳入《手册》，作为指引新进研究人员的研究指南。由此，中国经济学教材与《手册》将不断丰富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从而大大助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完善。
五、结语和展望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更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业已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已到达了新的高度，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都已经成熟。完全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做系统性的总结，并加以学术性的总结提炼，从而形成中国经济学，用以阐释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并指导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实践。
虽然中国经济学已经具备必要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内核。在构建过程中，还面临着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原则、主体内容与实现途径等关键性问题需要回答。本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的重要指引，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就构建原则而言，中国经济学应当遵循三大原则，分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性。就主体内容而言，中国经济学要深刻而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和中国特色发展战略体系等重要内容。就实现途径而言，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以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为核心抓手，并以《手册》作为配套建设工程。聚焦于学术前沿研究的学术期刊、聚焦于归纳梳理研究动态的《手册》以及聚焦于提炼中国经济原创性理论的中国经济学教材三者之间将形成完整闭环与良性互动，以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作为突破口，打造由知识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的完整学术生态体系，从而实质性地助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完善。
新的时代赋予新的使命，经济学界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快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建设构建，未来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征。要科学阐释中国增长奇迹、减贫奇迹、经济低波动运行、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等一系列成功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这将有助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性的中国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二是，创新研究范式。中国经济学既不能过多地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不能过多地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规范性研究，缺乏可实证的科学基础。需要加快构建一套可实证、可计量、可拓展、可传播、可传承、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三是，要进行更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并深刻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既需要经济学领域之中宏观、微观、计量等多学科进行交叉，也需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叉与融合，更需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大跨度的交叉与融合。四是，进一步以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为抓手，以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为突破口，加快中国经济学生态体系构建。以教材基地作为重要支撑，汇聚专业研究力量，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集中攻关，提炼中国特有范畴和标识性概念，深化理论研究。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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