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
下文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辨析》，节选自：《逻辑、智能与哲学（第1辑）》，杜国平 主编; 马亮 执行主编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辨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空间技术、能源技术、人工智能）之一。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在很多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而依然是本世纪三大尖端技术（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能）之一。目前人工智能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自成一个系统，并且逐步成为一门交叉学科。人工智能亦成为各行各业流行的热门术语。与之相关，伦理学与哲学等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进行不同解析或诠释，形成了多维度、多样态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从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何以引发多重伦理挑战出发，解析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在此基础上，探索当代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进路与趋势。
一 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何以引发多重伦理挑战
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之所以必要，与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引发的多重伦理挑战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对人的存在的多样性的挑战、对人生活多元性的挑战和对生命形式多样性的挑战等。
首先，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对人的存在的多样性的挑战。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不仅有其自然或者生物属性的多样性，如性别、身高、体重、肤色等，更重要的是有其社会属性的多样性，如工作角色、家庭角色、社会交往角色等多重样态，这些进而形成了多元的人际关系和伦理关系。此外，还有心理特征的多样性，如喜、怒、哀、乐、个人偏好等。而人工智能基于算法，将这些多样性都简化为“0”与“1”的运算；人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亦成为“启动”或者“关闭”的简单操作。这的确给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了便利，但是这种千篇一律单向度存在方式，却是对经过几百万年进化为现在的人的存在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对人生存智慧的颠覆。
其次，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对人的存在的多样性的挑战，必然也是对人生活多元性的挑战。人的生活是人存在的展现也是存在方式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如何生活”和“如何在一起”。人“如何生活”体现了生活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可以在多个层面展开，如学习、工作、休闲、娱乐（包括游戏）、旅游、购物、交往等，这里不仅展现了人对生活的设计、设想与憧憬，也展现了人对生活美的诉求，对生活丰富内涵的诠释，对生活中逆境与顺境的驾驭智慧。因而，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构成了人丰富多彩的人生。而人工智能基于功能的集成将上述人的多元性生活集为一体，这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即足不出户便可实现“一机在手，样样都有”，将人们的学习、工作、休闲、娱乐（包括游戏）、旅游、购物、交往全都在机器或者手机上完成。原来人的多元性、立体化、个性化生活演变为一种平面化、趋同化、千篇一律的生活。一方面，人们不同样态生活设计、设想与憧憬，不同旨趣的生活美诉求、生活内涵诠释，对于生活中逆境与顺境的驾驭智慧都服从既定的智能程序的预设与编码；另一方面，人们与不同圈层亲朋好友的交往方式与礼仪，演变为同一种方式的“群发”。人们直接与人、物品、自然的接触演变为键盘上的键入、鼠标的点击与滚动。人们的见面之欢、睹物思情、对空气阳光的享受，演变为网页的打开与切换。这样，人生活的独特智慧与传承模式逐渐被算法、代码、程序所代替。与此同时，人对于智能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依赖性。如前所述，“一机在手，样样都有”，而一机不在，便手足无措。这就衍生了“数字化鸿沟”“人如何在一起”的三重异化样态。一是“网生代”的青少年独立生活能力骤降，对智能机和网络的依赖、对他者的依赖无以复加，进而生成了一种畸形的“与他人在一起”的样态。二是那些“机盲”“网盲”的老年人由于不能进入“网圈”，便成了被人遗忘的人群，即无法如同以前那样“与他人在一起”。三是人们交往关系的异化——网聊热火朝天，见面却无话可说；在家庭中，年轻的父母各自摆弄着智能机，孩子被晾在一边，孩子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在节假日，亲朋好友聚会，仍然各自摆弄着智能机，无暇聊天，“热机冷人”成为聚会中“人如何在一起”的一种异化样态。
最后，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还是对生命形式多样性的挑战。因为无论是对人的存在的多样性的挑战，还是对人生活多元性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对生命形式多样性的挑战。正是有了生命形式多样性，才有人的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的生活的多元性。生命之所以异彩纷呈，就在差异造就的多样性。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差异性的统一。生命失去了多样性、差异性，也将失去应有的活力，缺乏灵动。若世界千人一面，便失去了蓬勃发展的生机；若思维千篇一律，便陷入内卷性的重复，失去了创新的活力。
二 应对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多重伦理挑战之伦理研究何以必要
为了弄清伦理研究何以应对上述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引发的多重伦理挑战，必须追问伦理的本质。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追问伦理的本质亦须对其进行历史的考量。
伦理从其原初形态上讲是源自禁忌和习俗。在西方，伦理学这一概念源出希腊文，本义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的意思相联系。习俗是一个汉语词语，是习惯风俗的意思。《礼记·学记》曰“五年视博习亲师”，有学者解释其中的“习”字的含义是“常也”。常即经常、惯常。经常、惯常自然成为习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受到自然周期性变化带来的各种制约和限制。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生活中，对这些自然周期性变化带来的各种制约和限制不断认知与积累，形成相关的习俗。由此可见，习俗是不断修正的文化传承。这些习俗生成一定的伦理形态，实际上就体现了人对自己存在的样态和社会秩序有了一种觉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注重这种人伦秩序。比如孟子特别强调“明人伦”的重要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正如朱熹所说：“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中国传统文化又用这种人伦之序，以礼法的形式教化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子从发生学的视角阐释了礼的形成。荀子在《礼论·第十九》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里无论是孟子提到的“圣人”，还是荀子提及的“先王”，实际上都是伦理意识的觉醒者代表。正是伦理意识觉醒者的伦理意识觉醒，生成了其伦理觉悟。而“圣人”“先王”这种伦理觉悟体现了对现有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境遇的反思，进而从应然视域提出人的生存秩序及其维护这一应然性生存秩序的伦理规范体系——“礼”，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为此，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这种伦理觉悟不仅体现在伦理形态的发生阶段，而且会随着不同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境遇的变化而变化，觉醒者通过反思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境遇的变化，产生与之相应的伦理意识，进而生成与这一时代相应的伦理觉悟——对已有的伦理形态进行批判性的传承，建构新的时代所需的伦理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生存境遇，孔子为“克己复礼”奔走呼号；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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