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科大学考研，中国药科大学考研科目
构建医药创新生态体系可能会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审评审批、创新回报四方面面临挑战。其中基础研究影响原始创新能力，临床研究影响在研创新药临床价值和上市速度，药品审评审批难点在于解决滞后性问题，创新回报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武瑛港 北京报道“由于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为综合考虑人才、资本、政策等因素，促进各部委之间聚力协同，还需要国家层面有顶层设计和统领。” 近日，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邵蓉教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介绍，邵蓉作为共同作者参与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麦肯锡的创新生态系统的项目研究。据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PhIRDA）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联合发布的《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2021-2025）》报告，中国医药创新成果是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必然结果，从医药创新数量（包括研发管线）对全球的贡献衡量来看，中国已经从“第三梯队”进入到“第二梯队”。
截至2020年2月，中国创新在研产品数量与全球首发上市新药数量对全球的贡献率分别为13.9%和6%，而在2015年的贡献比率仅4.1%和2.5%。从创新管线数量上看，2020年中国已经稳居第二梯队之首，与第一梯队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美国2020年占比49.3%）。
但国内医药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正面临多方面难题，邵蓉表示，构建医药创新生态体系可能会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审评审批、创新回报四方面面临挑战。其中基础研究影响原始创新能力，临床研究影响在研创新药临床价值和上市速度，药品审评审批难点在于解决滞后性问题，创新回报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
构建创新生态体系需三大要素
邵蓉表示，人才、资本、政策是构建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三大要素。
邵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海归人才有力促进了国内医药创新发展，缩短了与国际药品研发水平的差距，但更重要的是，未来国内如何源源不断地供给人才，如何让越来越多本土人才突破固有思维框架，具有创新意识。
相关数据显示，随着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到2018年，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中国分会的6000余名会员中，有近2000人已经回到国内工作或创业。2021怡安医药研发年度调研显示，2020年在跨国药企离职的研发人才中，30%加入了本土医药或生物科技企业，比2017年（15%）上升了一倍。
但是DIA（药物信息协会）调查显示，当前兼具“医学+基础科学”复合背景的中国研发领导者最为稀缺。从全球医药企业来看，80%研发负责人具有基础研究背景，50%具有医学+基础研究背景，而国内这两个数据分别为50%和0。
据DIA分析，早期研究（科学发现、转化医学）经验薄弱和我国生物医学教育体系设置有关，一方面，我国领先医学院的MD-PhD（医学博士）项目大部分开始于21世纪，另一方面，在教育理念和评价导向方面，国内教育和科研评价体系更看重学术成果的短期发表情况（如SCI论文数目，现在有所矫正），在难以量化衡量的部分（如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价值、学生的转化医学思维培养）重视程度不足。另外，我国临床开发人才同样受到现有医学教育体系的制约。
此外，近年来各类资本加速涌入生物医药领域，初创企业数量和融资体量迅速增长。邵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资本要素包括政府资本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风投、私募、药企等）。
对于政府资本，国家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两方面重点投入，后者可促进成果转化，解决研发成果和产业脱节的问题，但未来需要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方面，为持续创新做好铺垫。
“除了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目前专家评选多以眼前发表文章和专利为主要指标，但基础研究是数十年磨一剑，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专家，评价指标和评估体系应该有所改变、有所不同，有所侧重。” 邵蓉说道。
对于社会资本，邵蓉认为社会资本以收益为目的，多追求短平快，但医药创新周期较长，风险大，若社会资本耐不住创新路上的“清贫”和“寂寞”，不能持续供给，那么将对医药创新产生明显影响，“医药行业需要社会资本，也需要他们更加成熟、专业和理性。”
国家新药咨询委员朱迅曾表示，目前大部分医药行业投资者还不合格，部分头部投资者资本力量较强，可能会把后续的投资者甚至创业者变成“韭菜”，即使这些创业者的公司已上市，但如果完不成从cost center到profit center、从biotech到biopharma的转身，可能将无法收回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和机会成本。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资本逐利是天经地义，但投资者应有长期计划，能够容忍失败，更要有惠及民生、回馈社会的功德观。“关键还是生物制药企业要做好自己，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当然，会讲故事、讲好故事也很重要，但现在是‘僧多粥少’的时代，只要药物有临床价值和创新点，相信会有识之士来寻求合作。”
据梳理，近年来国内医药行业在审评审批制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监管科学、市场准入政策、知识产权、人才激励等方面不断有相关政策发布，促进完善医药创新生态体系。
天风证券分析，创新药政策框架建立存在3个关键节点，第一是2015年国家药监局临床数据核查，标志着中国创新药研发进入新时期；第二是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第三是2019年医保谈判，标志着医保谈判进入每年一次的常态化操作。
现阶段创新药从研发准入到医保准入，再到医院（零售）准入都已开始形成体系，在政策体系相对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和应对能力越来越重要。
另外，随着《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的落地，据首创证券分析，这一政策中长期将有利于创新药产业链健康发展，引导创新研发资源更加合理配置，避免创新药企扎堆式、同质化研发，同时倒逼创新药企业集中资金等资源，开展更高质量的新药研发，尤其是以BIC类药物为目标。
邵蓉表示，在构建医药创新生态方面，未来临床研究风险、产品上市后创新者收入回报、药物可及性可负担性等均是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其中部分问题也是当前医药行业发展的挑战所在。
此外，邵蓉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由于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为综合考虑人才、资本、政策等因素，促进各部委之间聚力协同，需要国家层面有顶层设计和统领。
据分析，制度顶层设计需要涵盖监管、卫生、医保、税收、财政、科研等环节，有利于充分考虑促进医药创新各环节所需要的支持，保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与一致性。
顶层政策还应至少包括五个目标：改善药品可及性（可获得、可负担）；提高药品质量和安全性；促进药品合理使用；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传统药（中药）的传承与发展。
医药创新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邵蓉分析，构建医药创新生态可能会面临四大挑战，分别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药品监管和创新回报。
邵蓉表示，目前国内正跟随国际市场步伐，虽然对部分新靶点开发速度较快，但是靶点本身并非由国内研究者发现，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高。“长远来看，未来国内医药创新能否持续产出，基础研究显得十分重要。目前情况下，企业担负起基础研究重任可行度不高，还是要依靠政府投入。”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针对提高药品原始创新能力提出以下六方面建议：
第一，应当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尖端技术和先进手段的应用，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做好研发顶层规划和产品管线布局。
第二，应当重视核心科学家的引进和研发团队的建设，包括研发全程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应当注意发挥“政产学研用金介”技术联盟的作用，加强技术平台的建设，分工合作，构建完整的研发链和产业链。
第四，应当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生态环境。
第五，应当持续稳定增加投入，引导理性投资，对投机说不；要能够承受投资失败，要有耐心、执着的工匠精神，克服从众心态，扬长避短，错位发展。
第六，投资应当有合理的分工和侧重，比如国家重点负责投资基础研究和技术平台建设，天使基金等负责投资早期研发和青苗项目，企业负责成药性、商业化、硬件设施的投入，基金、风投等机构重点负责药物临床试验阶段的高额投资。
此外，邵蓉也表示，临床研究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内药物研发的最大挑战之一，对在研创新药的临床价值和上市速度产生明显影响。
邵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推动以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开展，国内临床研究能力不断提升，但在临床早期阶段，例如独立探索并制定临床试验方案等方面，仍然有待进步。
“临床价值源于医疗机构、源于患者需求，对医疗机构来讲，临床研究要敢于做前端的挑战，这在学术声誉方面是很荣耀的一件事，不是所有医疗机构、所有研究者都能做。” 邵蓉说道。
其实早在2018年9月，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就指出，中国新药研发最大痛点是临床试验能力缺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国家临床药物研究机构主任李海燕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在临床早期阶段，尤其是全新靶点创新药从首次人体试验（first in human）到验证概念等阶段，经验非常有限。
《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2021-2025）》报告数据也显示，2020年中国创新药获批上市数量是2016年的9倍，逐步实现了境内外同步研发、注册与审评。然而中国注册审批与全球尚存“时间差”，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比例仅9.4%，仍有提升空间。
谈到药品监管挑战时，邵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药品监管滞后与法律法规固有的滞后性相似，因为处于医药创新一线的是专家、企业和研究者，而非监管者。药品监管的挑战在于理念认知、工具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能否及时匹配医药行业的发展。“监管端要与产业创新前端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与产业共同成长和进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相关负责人曾发布文章分析，药品监管科学既要对标现在，又要瞄准未来，所要研究的内容、解决的问题必须是整体的、系统的，甚至是超前的，必须从药品监管全局、顶层设计高度出发，以解决新科学新技术带来的新监管问题，以及旧制度体系下引起的监管漏洞等。
当下生命科学新发现、新技术不断出现，对疾病发生的认识更是从人体表征到细胞、基因、分子位点进一步深化，这也促进药品监管制度理念逐渐从控制药品安全有效，向临床价值群体风险获益、个体风险获益转变，从实验室到病床、从病床到社区转变，更加注重微观个体层面的精准化监管。
对于创新者的市场回报，邵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医保基金主要来自参保者，医保覆盖面已经很大，增长空间有限，但希望得到支付的创新药却越来越多，如果企业利润空间变小，如何激励企业持续创新可能会成为问题。
因此，构建多层次支付和保障体系显得越来越重要，具体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和各类补充保险、惠民保、商业保险、社会救助、捐赠等，但商业保险发展面临用于医保精算的临床和医保数据的来源问题。
据麦肯锡分析，中国在医保及报销制度大规模铺开过程中已产生大量宝贵医疗数据，然而商业保险公司还不能对数据抱有过高期望，这些数据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数据的标准，无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发病率和健康风险做出全面而具体的评估。
上述业内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保证创新企业的合理利润，实现研发投入和回报的良性循环，首先要遵从创新药在生命周期中的成长规律，要按照药品的研发、上市、增长、成熟、衰退和仿制竞争等不同时期的价值（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经济性、创新性等），合理运用经济手段进行支付价格的调整，实现鼓励创新药和仿制药替代的平衡发展。
其次，要采取医保、惠民保、商保、企业让利、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解决病患者创新药的可负担性问题。再次，要多措并举，引导和鼓励企业研发利润回报周期较长的药品，如罕见病药、儿童药等，以填补临床治疗空白。
另外，创新药上市初期，随着用药人群扩大，进入安全风险高发阶段，企业需要依法开展药物警戒、不良反应监测以及上市后药品再评价工作，履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和质量保障主体责任，这些都应计入质量管理成本。
（作者：武瑛港 编辑：徐旭）
中国药科大学考研(中国药科大学考研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