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考研，中国美院考研有多难考
澎湃新闻获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研究员萧驰，于当地时间2021年9月13日晚11时（北京时间2021年9月14日凌晨4时），在希腊雅典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萧驰少年成长于北京，中学毕业后至江西插队，1970年代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修读中国文学批评史。1980年代负笈美国，先后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是致力于 “中国抒情传统” 学术论述的重要学者。
2019年7月8日 于法国昂布瓦兹城堡
萧驰于1947年出生，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是致力于 “中国抒情传统” 学术论述的重要学者，先后出版《中国抒情传统》（1999），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作为抒情飞地的中国园林：〈石头记〉的文类研究》，2001）。他与中国台湾大学柯庆明教授合编《抒情传统的再发现》（2009），对滥觞北美而流播亚洲的“中国抒情传统”学术形态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此后萧驰教授历十年之功，研究中国思想传统与诗在互涉中生发的观念与美典问题，出版三卷本巨著《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2011）——《玄智与诗兴》、《佛法与诗境》、《圣道与诗心》，分别讨论中国抒情诗学与魏晋玄学、佛教和宋明理学的关联，力图展示出全新意义上的诗学观念史。
《玄智与诗兴》《佛法与诗境》《圣道与诗心》
年入花甲，萧驰教授愈加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和打破常规、突破自我的勇气。他将学术关注的目光从“思想的天空”下落到产生中国诗的山河大地，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以全新的研究路径，利用现地考察的方法，考掘中国诗学传统中的“琐碎部分”，出版600余页的专著《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2018），力图凸显中国“山水话语树”绿叶纷披、异彩纷呈的独特文化景观，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
萧驰教授自受聘于中国美术学院起，主持研究项目“诗、景观与文化之根”，参与建立全国首个“中国山水文化研究”博士后研究方向，并担任课题负责人。聘期内已发表学术论文五篇。
为建立起中国山水文化研究之基础，萧驰教授与中国美术学院合作并主持编纂的《中国古代山水文化论著选编》、《现代中外学者论中国山水文化》正在进行中，为美院筹备完成的新课“山水与中国诗歌传统”正待推出，该课集中体现了他在相关领域二十余年来的主要成果。与此同时，萧驰教授刚刚完成的新著《方块字与山水诗》将于近日出版，在山水文化研究中再辟新径——探究中国诗与中国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
诗中的江南城市
文 / 萧驰
“江南”一词在历史上涵盖不同的地理范围，但最普适的意义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所置江南东道中不包括福建的区域，其文化圈显然包含了江北岸的扬州。在讨论白居易对江南水国景象之再呈现的进境之前，有必要先大致了解此前中国诗歌传统中“江南”的蕴含。这个地名本身在汉语中是一柔媚的意象，江南以及下属她的一系列小地名如石头城、扬州、姑苏、长干里、板桥湾、桃叶渡、莫愁湖、五湖、西洲……亦无不具似水柔情。这一意象主要是由诗歌传统铸造的。在南朝吴歌、西曲和文人诗作中，江南处处是柔性的水，是莲香、棹影、白蘋洲，又是采莲曲、采菱歌，也是操着吴侬软语、依偎荷花的少女……吴歌西曲中其实很多是商人估客和下层女子之间的歌谣，背景也未必是乡村。如其中出现的“吴昌门”“江陵”“扬州”“板桥湾”“江津湾”“石城”“长干”皆在城市。《西洲曲》所写很可能是一位青楼女子和商人之间的恋情，其中的“青楼”“栏杆十二曲”分明透露出其背景乃在城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些作品中作为背景的城市意象是支离破碎的，但见一鳞半爪，与汀州、莲塘的乡村很难剥离。
唐寅《采莲图》（局部）
纸本水墨，明，150.2 × 35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正面书写江南城市，昉于南朝文人一些登临之作，笔者可以列出一长串这类作品的题目：鲍照的《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诗》《侍宴覆舟山二首》，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宣城郡内登望诗》，沈约的《登高望春》，何逊的《登石头城诗》，谢举的《凌云台》，刘孝威的《登覆舟山望湖北》，萧纲的《登城诗》《登城北望诗》……还有一些诗作，即便题目中未曾标举出登临，却在文本中隐设了一个“间接的优越视点”——居高俯瞰的高巅，譬如谢朓的《入朝曲》《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刘峻的《自江州还入石头诗》，萧绎的《自江州还入石头》等。在此，城市因为是自高处俯瞰，视野里首先是建城所据之山川形势，此即明人钟惺所谓“（玄晖）以山水为都邑诗”，如：
两江皎平迥，三山郁骈罗。
南帆望越峤，北榜指齐河。
关扃绕天邑，襟带抱尊华。
长城非壑崄，峻阻似荆芽。
攒楼贯白日，摛堞隐丹霞。
——鲍照《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诗》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
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
威纡距遥甸，巉岩带远天。
——谢朓《宣城郡内登望诗》
关城乃形势，地险差非一。
马岭逐纡回，犬牙傍隆窣。
百雉极襟带，亿庾兼量出。
连樯入回浦，飞盖交长术。
天暮远山青，潮去遥沙出。
——何逊《登石头城诗》
其次，由于上文列举的诗作除谢朓的《宣城郡内登望诗》外，余皆为书写南朝的都城建康而作，故在山川形势之外，俯瞰之中凸显了宫苑意象: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
——谢朓《入朝曲》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
前望苍龙门，斜瞻白鹤馆。
槐垂御沟道，柳缀金堤岸。
迅马晨风趋，轻舆流水散。
——刘峻《自江州还入石头诗》
绮甍悬桂栋，隐映傍乔柯。
势高凌玉井，临迥度金波。
——谢举《凌云台》
仇英《采莲图》扇
纸本青绿，明，15.4 × 45.4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居高临下的视野里，诗人呈现的是虎踞龙蟠、具王者之气的政治都邑建康，而飞甍宫雉之下，普通人的生活环境鲜为诗人所措意。诗人高踞都邑之上的身体，实际上是自都邑生活中抽离了的身体，它不可能以繁复的感觉去参与和感触都邑的生活。故而，吴歌西曲中那些片言只语，反倒弥足珍贵了。然而，倘若吾人接受人文地理学的观念，建康以及任何江南城市作为“地方”，乃是深刻的人类存在中心。那么，占据存有论上优先地位的，应是“人类浸润于地方的状况”。城市除却军事防卫与政治功能而外，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展开的商业经济活动、娱乐和日常生活。而这林林总总则浸润于地方的水土。西晋左思的《吴都赋》以四六句式铺写了两座依水而建的吴都，其中阖闾所建之姑苏“通门二八，水道陆衢”，而“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所建的建业亦有依水展开的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
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
吾人据孙吴灭亡之后入仕西晋的陆士衡《怀旧赋》中“望东城之纡余”一句，可以推想这座傍山依水而建的都邑不同于北方城市的特色。《世说》中一段文字证实了东晋重建建康之时延续了上述传统：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
王导规划的东晋都市，只是相对昔日“阡陌条畅”的北方都城长安洛阳而可谓之“无所因承”。其实，此所谓“纡余委曲”不正与陆士衡早年居住的建业越城的“纡余”一脉相承么？从天启年间刊印的《古今金陵图考》中的《孙吴都建邺图》和《东晋都建康图》来看，依河流走势而布置街衢，其实很难避免“纡余委曲”。许嵩《建康实录》叙述孙吴建邺凿东溪、溪流入城之后为连接街衢所建数十座桥梁之后，征引陶季直《京都记》一段文字说明了“纡余委曲”与河流的关系：
典午时，京师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沟北。俗说郗僧施泛舟青溪，每一曲作诗一首。谢益寿闻之曰:“青溪中曲，复何穷尽也。”
《孙吴都建邺图》、《东晋都建康图》
载于明·陈沂撰《金陵古今图考》，明正德11年刊本
在长安和扬州兴盛起来之前，建康是真正的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中国诗人的山水书写始自南朝，此一时期的诗人——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何逊、阴铿——无不是由建康登上舟船而走向山水的。但在隋唐之后，江南都市文化有了新的发展：隋开皇年间改钱唐郡为杭州，令地处山中的钱唐县，成为“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适宜于城市发展的杭州”，中唐之后更成为“江南名郡”。在阖闾姑苏旧址上，另一座江南城市兴盛起来，其繁华甚至超越了洛阳和扬州，那就是苏州。这两座江南城市在中唐以后的兴起，是水稻种植技术进步、商贸发展和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南移的结果。元和时期，唐帝国的财税收入已主要依赖东南，以致韩愈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同时，地处江海之会，又使苏、杭成为商贸中心。隋炀帝所凿江南运河，使杭州成为水运起讫点，藉水连接了江、淮、太湖，以舟船可以直抵京口、涿郡，乃至洛阳、长安。苏州地处运河与娄江之交，由运河经太湖，溯长江可联通湖湘和巴蜀，自娄江出浏河则可通闽粤和日本、琉球。
又是由于水，这两座江南城市，同样不免“纡余委曲”。杭州依偎着钱塘江、钱塘湖等湖泊和南北向的五六条河渠而建，水时而造成街衢走向的曲线化。据唐人陆广微《吴地记》：苏州有六十一坊。宋绍定二年（1229）所制、至今犹存的《平江府图碑》亦在图中标出六十一坊。中唐以后来到苏州的白居易诗中谓苏州“红栏三百九十桥”，稍后的刘禹锡诗谓苏州“春城三百七十桥”。很难判断以上两个数字哪个更接近中唐苏州的真实，但总之其数量该与今日“桥之都”威尼斯桥之数量相去无几。而北宋杨备诗谓苏州有画桥四百，《平江府图碑》则标出三百五十九座桥。从以上坊和桥的数字推断：中唐时代的苏州城市规模和格局与宋代应当十分接近。《平江府图碑》显示的苏州基本是畦分棋布的格局，即白居易诗所谓“里闾棋布城册方”。这可能是受阖闾筑城的规制所限。
《平江府图碑》拓片
然而吾人必须看到，首先，如此多河渠由阊门、胥门、盘门、匠门（干将门）与平门不同方向入城和流出，已破除了魏晋以来中国城市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形式。其次，河渠负载舟船的运输功能直接瓦解了中古中国封闭式城市的市制和坊制。杨宽先生在论及唐宋之际都城重大变化时，曾特别提出“沿河近桥和城门口的新的‘行’‘市’的兴起与繁华街市的逐渐形成，以及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市的兴起”这类社会现象。杨先生在《玉壶清话》中观察到的后周时期“踞汴流中要”的“巨楼十二间”那样的邸店，以及吾人今日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见北宋汴河虹桥桥市的繁华，应当在中唐苏州沿河近桥的许多地方即初露端倪了。复次，众多河流入城，亦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传统城市以钟鼓控制的坊市早开晚闭的制度。在此，水流的所谓“纡余委曲”，体现为一种更自然的生活形态。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绢本设色，北宋，24.8 × 528.7cm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史家资料谓：自公元600年至公元742年，长江中下游的纳税人口从三百万增加到一千万。人口增长是城市变化的动力。江南城市兴起既然是一早已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比之六朝诗人，唐世诗人又是如何看待和书写江南的呢？盛唐时期有两位重要诗人在江南盘桓良久，一位是孟浩然，另一位是李白。孟浩然曾有多次“山水寻吴越”的经历，足迹遍及东南的吴、越、宣、歙，最南曾至永嘉。但孟浩然对江南的城市不曾措意，他在江南瞩目的是耶溪的浣纱女子、越州的夏禹穴、桐庐的严陵台和钱塘江中的伍胥涛……而从未将江南城市也当作一道风景。这是一个访古诗人目中的江南。李白同样是在江南寻找文本中的吴宫花草、晋代衣冠，而他觌目的却是旧苑荒台、古丘白草；李白亦图在江南水国寻回吴歌西曲中的历史记忆，结果他在长干、耶溪，在镜湖的荷花后面，找到了足如霜、面如玉、眉目如新月的吴越少女。当然，诗人进入过城市，曾登临瓦官阁、梅冈、凤凰台和姑苏台远眺，但这不过是重复南朝诗人居高俯瞰的模式：
钟山抱金陵，霸气昔腾发。
天开帝王居，海色照宫阙。
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驰突。
江水九道来，云端遥明没。
时迁大运去，龙虎势休歇。
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
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
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
空余后湖月，波上对江州。
与南朝诗人视野不同的是，此处除却建城所据的山川形势之外，更有对历史运势的观照。然而，当下的城市生活气象，却非诗人措意之处。以李白的话说则是：“六帝沦亡后，三吴不足观。”由此，李白所关注的其实并非金陵这个“地方”，而是一个地理上的地点（site）而已。
大历时代的著名诗人之中，刘长卿和韦应物皆曾在吴越一带盘桓和为官。刘长卿曾任长洲县尉，却未留下对江南城市的书写。他作过一首《登吴古城歌》，咏的却是已化为荒阡丘墟的梅里吴城。在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的三十七年之前，韦应物于贞元八年（788）出任此职。韦应物除在阊门咏怀吴苑古迹外，其诗《登重玄寺阁》确写到了苏州城市风景：
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
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
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
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
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韦氏仍然袭用了南朝以来居高俯瞰城市的模式。而且，从“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一联看，此一浸于复古风气的诗人，在面对诗歌传统中从未被正面书写的水国城市风景时，不仅有一种语塞辞穷之窘困，而且已将此一活生生的水国“地方”空间化了，这是本质上只有广度而乏深度的透视。与白居易生活年代相近的诗人中，张祜曾寓居和盘桓于江南苏州、杭州、常州诸地。但江南吸引他的却主要是名寺名山。他有一首《江城晚眺》亦取居高俯瞰城市的视野。如果说白居易之前有谁曾自高处走下来书写烟波之上的城邑之美，那恐怕是王维。然而其所写却并非江南。
倪瓒《水竹居图》
纸本水墨，元，55.5 × 28.2 cm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欲发现和书写江南繁华城市地方风貌之美，须让抽离的身体真正进入、参与、牵绕于此一地方场域之中，从深度上以不限于视觉的各类感觉和新的语体诗体去捕捉水国的色彩、光泽、声响和生命。而这就是以白居易以及环绕他的元和诗人刘禹锡、张籍、元稹、李绅的贡献，这一点却尚为学界所忽略。
白居易祖籍太原，出生于河南新郑，长于荥阳。然少年时代曾“十载避黄巾”，因战乱而逃至越中，十四五岁时一度旅经苏、杭二郡，复因其父授衢州别驾而南至衢州。这一段延续了七八年的江南生活结束以后，乐天北归洛阳，于长安进士登第，开始其仕宦生涯。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司马，来到江南西道之浔阳。四年后除忠州刺史。长庆二年（822）乐天自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再次回到江南。刺杭不足两年，又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而北归洛阳。一年之后除苏州刺史再至江南。十六个月之后，返洛阳，至长安，征为秘书监，复除刑部侍郎。
由以上简短叙述可知：在白居易七十五年的生命之中，有十多年是在江南度过的。然江南地域于其生命中的分量，绝非以上比例所能体现。在回归北方的晚年岁月里，乐天一再地抒写其对江南的回忆。大和三年（829）在长安所作二诗颇有代表性。其中《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有对越州极富细节的描写:
瑰奇填市井，佳丽溢闉阇。
勾践遗风霸，西施旧俗姝。
船头龙夭矫，桥脚兽睢盱。
乡味珍彭越，时鲜贵鹧鸪。
语言诸夏异，衣服一方殊。
捣练蛾眉婢，鸣桹蛙角奴。
江清敌伊洛，山翠胜荆巫。
华表双栖鹤，联樯几点乌。
烟波分渡口，云树接城隅。
涧远松如画，洲平水似铺。
绿秧科早稻，紫笋拆新芦。
暖蹋泥中藕，香寻石上蒲。
雨来萌尽达，雷后蛰全苏。
柳眼黄丝颣，花房绛蜡珠。
林风新竹折，野烧老桑枯。
暄和生野菜，卑湿长街芜。
女浣纱相伴，儿烹鲤一呼。
山魈啼稚子，林狖挂山都。
产业论蚕蚁，孳生计鸭雏。
泉岩雪飘洒，苔壁锦漫糊。
堰限舟航路，堤通车马途。
这段文字写的是越州会稽，却是一个“市井”“闉阇”“城隅”“街衢”与山水、洲岛、烟波、云树、花柳、桑竹、绿秧、紫笋似乎没有分际的地方。诗人脑际浮现的不再是居高俯瞰的城市格局，而是“人类浸润”于此的种种风土景象：舟桥的特征、穿着的样貌、饮食的滋味、浣纱、捣练等等日常家居生活的特色，以及如饲蚕、养鸭之类的生计，总之是此地人民的生活风情和衣食住行。以现象学者梅洛·庞蒂的话说，这是一个“被生活了的地方”，一个吾人身体“泊锚”于其中的地方，诗人知晓这个地方乃因“此地长久的亲密性与身体习惯之间的熟稔联系”[35]。身体与地方之间的缠绕，在“暖蹋泥中藕，香寻石上蒲”一联中表现得多么有触感！
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
绢本设色，清，35.8 × 1225 cm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
作于同年的《想东游五十韵》是另一首怀念江南州郡生活的长篇，诗人在序中说：“大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后，忆游浙右数郡，兼思到越一访微之。故两浙之间，一物已上，想皆在目，不能自休”。其诗曰：
郊静销戎马，城高逼斗牛。
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
坐有湖山趣，行无风浪忧。
食宁妨解缆，寝不废乘流。
泉石谙天竺，烟霞识虎丘。
余芳认兰泽，遗咏思蘋洲。
菡萏红涂粉，菰蒲绿泼油。
鳞差渔户舍，绮错稻田沟。
紫洞藏仙窟，玄泉贮怪湫。
精神昂老鹤，姿彩媚潜虬。
投竿出比目，掷果下猕猴。
味苦莲心小，浆甜蔗节稠。
橘苞从自结，藕孔是谁锼？
逐日移潮信，随风变棹讴。
递夫交烈火，候吏次鸣驺。
梵塔形疑踊，阊门势欲浮。
客迎携酒榼，僧待置茶瓯。
真真是“一物已上，想皆在目”，诗人在此细细咀嚼着其江南身体经验中的种种色彩、光泽和滋味。这里亦无城、乡的分际，连接着形形色色的似乎是水：“平河”“湖山”“兰泽”“蘋洲”是水；“解缆”“乘流”“渔户”“稻田”“投竿”是水；“菡萏”“菰蒲”“玄泉”“怪湫”“莲心”“藕孔”“潮信”“棹讴”也是水。对比此以体现自然形态的水从平面展开的地方与由居高俯瞰所凸显的棋盘格局城市的空间，令人想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瑞（Felix Guattari）藉作曲家鲍勒兹（Pierre Boulez）所谓两类音乐形式——“条纹形式”与“平滑形式”——所喻说的两类空间概念。前者是藉以精确道路线性条纹展开的空间，且自固定的单一视点设计和投放出来，因而其布局在任何地点皆可做完美无差别的再复制；后者则纷繁复杂且充溢着种种多样性而无从集中和复制。以德勒兹的话说，
这是一个触摸的空间，以触觉和手的活动接触到的空间，而非欧几里得式的可视条纹空间。……这个差异纷繁的平滑空间，兼有特别类型的多样性：非律化的，无中心的，自根茎生出的多样性未加测算就占据了空间，它只能以跑腿儿（legwork）来探索。这个空间不可能从此种种纷繁之外之某一点去被观看。
毋庸讳言，以往居高俯瞰所凸显的畦分棋布城市，正是与此平滑空间构成对比的“从这种种纷繁之外的某一点去被观看”的条纹形式空间，而在“食宁妨解缆，寝不废乘流”的七百里平河中顺水漂游的生命世界，才真正是流动着的“差异纷繁的平滑空间”。
佚名《西湖清趣图》（局部）
纸本设色，元，32.9 × 1581.1 cm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江南予乐天印象最深者，莫过杭州、苏州二地。如其《忆江南》词所写：“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宫”[38]。二城亦是唐代的名郡和雄州。乐天刺二州是自求外放，而非贬谪。故其在《吴郡诗石记》中不无得意地说：
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及今自中书舍人间领二州，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则苏、杭之风景，韦、房之诗酒，兼有之矣。
白氏刺杭不足二年，其吟咏却确立了此湖山城市在中国景观文化中的地位。其时杭州的山川形势，如白诗所咏是“州傍青山县枕湖”，即州治之正北、正西和西南皆有山，而县治之西则毗邻钱塘湖（西湖）。而自州治之东凤凰山的江楼或“望海楼”向东眺望，则见钱塘江自郡城东北流向西南，此即白诗所谓“不厌东南望，江楼对海门”，“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白诗所写，与今人对杭州历史地理的考察完全一致。然而，乐天之长绝非书写此类居高俯瞰而得的山川地形，他其实是“以跑腿儿来探索”——更准确一点说，是以骑马和乘舟——来体验杭州的“平滑空间”的。
白诗中故而有“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珑璁”，“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草浅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条春拂面，衫袖醉垂鞭”，“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谁留使君饮？红烛在舟中”，“或拟湖中宿，留船在寺门”……由于西湖面向城市一侧成凹形，令水体收聚着诸般景色。乐天最爱书写此地晴与雨，昼与夜，寒与暖交际时分湖山之间，湖天之间或江天之间、江岸之间，上下不同空间的色彩或喧静之对比。因为有水，此刻的光与影变幻最为迷离，有夕阳、月光、灯火在水波上闪烁和摇曳。如写西湖东岸望雨与晴、旦与暮之际的孤山岛，则有：
卢橘子低山雨重，棕榈叶战水风凉。
烟波淡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李嵩《西湖图》（局部）
纸本水墨，南宋，26.7 × 85 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正是山雨乍晴，日甫入夜时分山水之间光色的迷离变幻，方使孤山上的寺庙楼台剎时间俨然成了海上仙山中蓬莱宫阙。再如写旦暮、雨晴之际钱塘江上下景色的对比，则有：
澹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
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好著丹青图写取，题诗寄与水曹郎。
此诗并非题画，而应是一“诗意图”的张本。乐天将诗与图一并寄赠给了当时远在长安的张籍。张籍《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一诗中有“画得江楼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是诗能入画，即在江之上下雨霁之际的种种迷离，以及不同空间景物疏密、明暗之间的对比与呼应。这类湖山、湖天之间或江天、江岸之间的对比，在郡治一侧的江楼、郡治与县治之间的钱塘湖东岸，以及连接孤山和湖之东北岸的白沙堤一带所见最佳，故白诗不仅一再有“江楼晚眺”“江楼夕望”“东楼南望”“望海楼春望”，且屡屡宣说“最爱湖东行不足”、“半醉闲行湖岸东”、“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白氏在二处所见是环绕杭州城市的湖山与江流，然而他亦曾将坐拥湖山、江海之美的闾阎万井同样当作一道风景：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
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鹢带云帆动，鸥和雪浪翻。
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
建于太湖东畔，运河诸河道与娄江之交的苏州，则似乎是一座浮在水网上的城市。宝历元年（825）到宝历二年（826）九月之间，乐天刺苏州，书写了处处不离舟桥堤柳、建物在水体与桥涵中交织变化而又连成一体的城市：
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
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
晓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
舟移管弦动，桥拥旌旗驻。
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
项圣谟《孤山放鹤图》
纸本浅设色，明，94.8 × 32.7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乐天的诗反复透露给吾人，其对此为纵横河流分割的“平滑空间”的印象，多自其本人藉舟船游城的经验而来：“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63]；“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蘋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64]水和舟船连接了城市与山水，乐天以一组律诗叙写了其本人宝历元年秋“五宿澄波皓月”的经历：他破晓即在管弦声中自阊门出发，
阊门曙色欲苍苍，星月高低宿水光。
棹举影摇灯烛动，舟移声拽管弦长。
渐看海树红生日，遥见包山白带霜。
出郭已行十五里，唯销一曲慢霓裳。
继而舟船深入太湖烟波：“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风。避旗飞鹭翩翻白，惊鼓跳鱼拔刺红。……”自曙色乍现至日沉湖山，诗人仍未尽兴，以致在月明之夜泛舟明月湾：“龙头画舸衔明月，鹊脚红旗蘸碧流”；最后，竟日游赏以夜宿湖心画船作为终曲：
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从郡斋的楼台码头、画船、皋桥、阊门的水门到太湖、洞庭山……闾阎万家与水色山光之间，竟被水与舟船连接成如此平滑无碍的一体！
佚名《早秋夜泊图》
绢本设色，南宋，24.8 × 19.2 cm
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黄省鲁《吴风录》谓吴中有白居易曾与十妓游宿湖岛的传闻。[69]自白诗“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70]一类诗句看，并非没有可能。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其时苏州又是一座夜夜笙歌、繁华妖冶的商业城市。乐天在异地忆念苏州有所谓“梦到花桥水阁头”[71]和“兴入笙歌好醉乡”[72]的句子，正是迷恋如此氛围。白诗其实不乏类似的书写：
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
修娥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
风月万家河两岸，笙歌一曲郡西楼。
诗听越客吟何苦，酒被吴娃劝不休。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由于苏州是诗人存有“浸润于此”的地方，其身体与地方的连接会出现在地方风俗的方方面面，包括季节性的饮食在内：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
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
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结合前文的论证可知：乐天据身体与地方相互缠绕的经验而作的江南城市书写，几乎是诗歌史上的创举。而这一创举，在相近的时期竟又出现于与其年纪相仿且交游颇密的几位诗人——元稹（779-831）、刘禹锡（772-842）、李绅（772-846）、张籍（767-830）——的作品之中，就更是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了。乐天以上四位朋友，李绅和刘禹锡与其同岁，张籍和元稹分别略长和略小于乐天。元稹于乐天出任杭州刺史的长庆二年，出为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并于杭州与乐天相聚。刘禹锡生于苏州，宝历二年罢和州刺史返洛阳，与以病免苏州刺史的乐天于扬州相遇并同行。大和五年（831），即乐天罢苏州刺史之后五年，禹锡出为苏州刺史，与乐天颇有唱和。李绅长居无锡，曾与元、白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又是与元和年间叙事诗与传奇小说相互掀动的文学活动相涉的人物。元稹《莺莺传》结语谓：“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77]张籍郡望即为苏州吴郡，亦与元、白、李（绅）一起倡导过“新乐府”诗歌。白居易刺杭时曾将《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一诗与依诗意所绘之图画一起寄赠给他。
朱光普《江亭晚眺图》
绢本设色，南宋，24.2 × 24.5 cm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如上文所展示的乐天诗作一样，以上几位诗人亦以各自的笔触深入了水国城市“平滑的空间”，书写江南城镇——越州、杭州、苏州、扬州——藉水联结起了山水与人间都邑：
（以下元稹）
州城迥绕拂云堆，镜水稽山满眼来。
四面常时对屏障，一家终日在楼台。[78]
绕郭烟岚新雨后，满山楼阁上灯初。
人声晓动千门辟，湖色宵涵万象虚。[79]
灵泛桥前百里镜，石帆山崦五云溪。[80]
（以下李绅）
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
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81]
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
水光摇极浦，草色辨长洲。[82]
云散浦间江月迥，日曛洲渚海潮通。
坐看鱼鸟沉浮远，静见楼台上下同。[83]
恰如乐天，这些诗人又以诗笔捕捉了水国城镇舟桥相望、由水而呈现出的一体而多层次的空间：
（刘禹锡）
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
丫头小儿荡画桨，长袂女郎簪翠翘。[84]
（以下李绅）
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85]
绿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
桥转攒虹饮，波通斗鹢浮。[86]
舟依浅岸参差合，桥映晴虹上下连。
轻楫过时摇水月，远灯繁处隔秋烟。
（张籍）
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
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
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
而且，如乐天一样，这几位诗人亦多描绘着江南城市的繁华景象和妖冶风情：
（以下刘禹锡）
池边绿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铺彩霞。
吴娃足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
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上楼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
（元稹）
绕郭笙歌夜景徂，稽山迥带月轮孤。
（张籍）
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
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
这种对江南水国城市的书写，与“新乐府”、叙事诗(《琵琶行》《长恨歌》《连昌宫词》《莺莺歌》……）、唐传奇（其中城市多作为故事环境）的创作高潮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和关系相近的文人之间出现，应非偶然，是中古末期传统文学中近世精神的体现。它推动诗人摒弃传统的居高俯瞰的动机和于一点投射城市全景的空间概念，转而在身体与地方城市的缠绕中，让城市空间转化为时间的绵延。如果吾人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些书写江南水国城市的诗作，七言，主要是七律的比例远远高于五言。这让笔者想到：七律与江南城市水衢迤逦展开的景观之间有某种“神似”。德里达曾说他的写作是自“空间上具形的”(spatially shaped)，因而声称有一种“书写之景”(a scene of writing)。对于汉语这种特别依赖词序的孤立语而言，尤其如此。林庚先生说：“方块（字）本来就是属于空间而不是属于时间的，属于视觉而不是属于听觉的。”明人胡应麟曾以“畅达悠扬，纡徐委折”“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形容七律的“意若贯珠”[94]。以上诗人书写水国有“州城迥绕拂云堆”“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堤绕门津喧井市”，“绕”字表达了鳞次栉比的枕水干栏式建筑中水衢之“纡余委曲”。七言诗句比五言诗句多出一个音步，其诗体的“纡徐委折”“回旋曲折”，不恰恰神似于水国街衢的“纡余委曲”吗？而当白居易日后在履道园中以局部景观来转喻江南水衢之时，他难以一隅之景表现“纡余委曲”，亦就无须诗体上这种“回旋曲折”，反倒更多地采用五言以表现其所谓“平生闲境界”。
上述诗人在书写水国城市时，其实使用了一种更近代的语体。汉语诗体学近来的研究表明：过去所谓汉代的七言诗其实是一种四言和三言的断行诗，从中不可能发展出七言诗律。而真正的七言律有待“四字密而不促”[97]的复合韵律词“四字格”的成熟，而这却是比较晚近的事。一个可供思考的事实是：四言成语迟至隋唐之际方发展成熟。[98]从白居易等人书写江南市井生活的七言诗句来看，其所使用的“四字格”常常是非常散文化甚至已成为口语中的成语，如“风月万家（河两岸），笙歌一曲（郡西楼）”，“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七堰八门（六十坊）”，“急管繁弦（头上催）”、“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丫头小儿（荡画桨），长袂女郎（簪翠翘）”，“酒舍旗亭（次第开）”，“镜水稽山（满眼来）”等等，皆是例证。正是在这样的语体之中，产生出白诗风格的流易。而流易却最适于表现水国城市生活的凡俗氛围。
苏州拙政园柳荫路曲
以白居易为中心的这几位中唐诗人，开显了华夏山河中久被遮蔽的一道风景，他们是晚唐杜荀鹤、陆龟蒙、韦庄、皇甫松等人吟咏江南诗词名篇的先声，更是后代园林中类似清漪园内“苏州街”风景建造的嚆矢。明人钟惺曾对三吴城市风光写过以下一段文字：
出江行三吴，不复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抵皆园也。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为游人，无非园者，然则人何必各有其园也?身处园中，不知其为园，园之中各有园，而后知其为园，此人情也。予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园中之园，未暇遍问也。……
钟子曰：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
就乐天写于苏、杭的诗作言，他在身处水国如园景一般绮丽的街衢之时，并非“不知其为园”，不知其为景，或“忘其为园”，忘其为景。然而，当他回到洛阳之后，确是更知其为园的了。这构成了其在履道里宅院中以造园来再呈现水国风景的动机。
（本文资料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延伸阅读部分选自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第十章第2、3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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