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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爱军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针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它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破解人类共同难题而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与价值理念，从哲学高度阐释中国方案，可以从“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推动这个世界进步”“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是什么”三个逻辑层次揭示其所蕴含的独特的、新型的世界观、国家观、制度观、发展观、治理观、文明观、和平观和义利观。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发出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全球性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破解人类共同难题而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等。中国方案涉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层面，涵盖了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领域，笔者将从哲学所具有的原则高度阐释中国方案，揭示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哲学意蕴或价值理念。大体说来，中国方案的哲学逻辑主要呈现在世界观、国家观、制度观、发展观、治理观、文明观、和平观和义利观等八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三个逻辑层次进行简单的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阐释各自的深刻内涵。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世界观、国家观与制度观
首先，中国方案主张世界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的世界观。整个世界是具有统一性、共同性的，世界各国都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是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不同国家在历史、传统、文化、国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方案强调辩证法，在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中，看待这个世界，处理好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谋求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论。在对待、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论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一是只强调统一性而不注重多样性的绝对主义。西方一些国家常常以这样的绝对主义思维看待这个世界，并且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容易走上霸权主义道路。西方一些国家“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把它们的特殊性经验、理论绝对化，以此裁判其他国家。二是只强调多样性而不注重统一性的相对主义。在面对全球性问题上，相对主义容易走向分离主义、孤立主义，要么主张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试图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要么只主张自身的利益诉求，而不考虑共同利益，这些做法与“合作共赢”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从多样性中寻求共同性。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大家同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此同时，我们在统一性基础上尊重差异性。我们主张国家发展的“自主选择论”、现代化发展的“多元方案”，反对西方所谓“世界趋同论”“别无选择论”等。
其次，中国方案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平等的国家观。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三个从属于”鲜明揭示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中国方案主张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权力结构、“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中国方案的国家观的核心是主权平等，它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社会积累的一系列公认准则、精神原则的遵从。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国家一律平等，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这是主权平等的真谛之所在。平等的国家观不仅包括主权平等，还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中国方案强调各国平等参与国际社会事务、决策，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在当前，尤其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采取多方措施推动发展中国家在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各个方面的平等权利。
最后，中国方案强调各国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权利的制度观。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其制度的实践形态，制度则是国家发展道路的定型化。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它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当然，我们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国家制度，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评价标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方案提倡“制度自主选择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关键看能否解决问题，是否适应本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不能幻想突然搬来一座国家制度的“飞来峰”。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调节利益关系、建立秩序、推动发展、维护稳定，制度的这些功能能否有效发挥，不在于外部设计或主观构想，关键是要适应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条件。“制度自主选择论”反对西方国家的“制度输出论”——将西方制度模式定为一尊，强加于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如何推动这个世界进步”：发展观、治理观
一方面，主张以普惠性、包容性为核心的发展观。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方案上，中国方案深刻把握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客观规律，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明确反对“逆全球化”主张。与此同时，中国方案又超越了“旧全球化”方案（资本逻辑完全支配、发达国家完全独享），提倡新型全球化方案（“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是其核心理念），引导经济全球化释放出更多正面的、普惠性的效应，尤其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第二，在发展理念上，中国方案为解决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国际社会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贡献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破除全球发展赤字的问题上，中国方案强调将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第三，在发展合作议题上。中国方案主张新型合作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是核心理念），反对一些国家推行的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
另一方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就是共同协商，“共建”就是共同参与，“共享”就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一种独特的新型治理观。其一，从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看，新型治理观主张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着眼于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其二，从治理理念看，新型治理观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其三，从治理主体看，新型治理观倡导平等参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其四，从治理目标看，新型治理观并不主张“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新型治理观倡导世界各国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型治理观目标指向在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与时俱进、创新完善，使其更加合理有效、公平正义等。
“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是什么”：文明观、和平观与义利观
第一，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中国方案所蕴含的文明观是一种新型文明观，它超越了以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明观、西方文明观。一是尊重“文明多样性”，超越了“文明单一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整个世界的客观现实。新型文明观以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存在论基础”。树立文明多样性思维，要求理性看待、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尤其要抵制“文明改造论”的陈旧逻辑：看到其他文明与自身文明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二是强调“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一国文明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才能获得丰富的滋养，整个世界只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中才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三是主张“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恰恰是文明互鉴的条件、动力。不同文明要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四是主张“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只有特色、地域之别，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共存论反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强调不同文明的独特性、文明之间的平等性以及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共存性。总之，新型文明观充分继承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文明精髓，超越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旧论调，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一条和谐共生之路。
第二，主张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和平观。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有着深厚的文明渊源，彰显着独特的和平观，它有三个具体的领域表现。一是新型国际交往观。在政治本体论上，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和平观超越了传统的“敌友区分政治观”，而是建立在“承认政治观”的基础上，开创了对话式、结伴式的国家间交往新路。二是新安全观。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和平观的关键议题就是新安全观。新安全观超越了所谓“绝对安全观”——一国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上、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它“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三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和平观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尤其主张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和平观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包括大国在内的各国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各国尤其大国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世界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理念，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精髓。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交往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义”指的是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念，它以全世界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为价值旨归。“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树立正确义利观，要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求在国际合作中，既注重利，更注重义，追求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如两者发生矛盾，要以义为先，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要求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团结合作，把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它们需要的时候，对它们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等等。
作者简介
唐爱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2022年1月下，原标题为《中国方案的哲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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