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期刊是什么级别，教育学研究期刊是什么级别的
来源：【科学网】
在当下的学术界，虽然破“五唯”已成为大势所趋，但“不发表则出局”的问题仍比较严重。
在大学教师中，青年教师正处于职业上升期，为争取稳定的学术职位和攀登更高学术阶梯，必须不断追求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发表。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收录论文作为学术成果评价的重要依据。然而，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反映青年教师发表高水平中文期刊，尤其是CSSCI期刊的难度越来越大。
为了剖析青年教师发表难的困境，笔者近期对20位社科领域的大学青年教师进行了深入访谈，希望相关结论能够带来一些启示。
刊文数量缩减且约稿比例增加
随着我国科研队伍的壮大，以及科研人员论文发表要求的不断提升，学术界对CSSCI期刊论文发表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CSSCI期刊的数量在过去20年一直保持不变。
以教育学为例，中国大陆教育学类期刊数多年一直维持在37本。而由于影响因子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CSSCI期刊的核心标准，为了提升自身影响因子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期刊大多会采取减少每期刊文篇数、增加单篇论文篇幅、提升论文质量要求，以及增加总被引数等举措。
笔者统计发现，在37本教育学CSSCI期刊中，有84%的期刊2010~2020年的年刊文数量有所下降，近50%的期刊年刊文数量下降达30%。比如，《现代教育技术》的年刊文数量下降60%、《远程教育杂志》的年刊文数量下降54.7%，《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下降51.8%。
此外，为了提升期刊被引总数，CSSCI期刊越来越倾向于向知名学者约稿和组稿。在期刊编辑看来，知名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辐射力比普通作者强，能够把握前沿议题并吸引更多的知名学者投稿。
然而，正是由于期刊约稿和组稿比例的增加，使得青年学者，尤其是没有团队依托的青年教师越来越难以独立发表。正如有教师在受访时所述，“感觉CSSCI期刊已经很少接受单独投稿的文章了，更多是以组稿的形式来发文章。这个组稿信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期刊事先并没有对外公布。因此，CSSCI期刊就变成了只在某一些共同体和圈子才能得知的资源，我们无从得知这样的信息”。
2021年6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专家约稿量和组稿量占该刊年度发稿量的90%以上。
正是由于上述多个因素，使得CSSCI期刊成为稀缺性资源，也致使没有学术名气的青年学者的发表难度不断增加，难以积累学术声誉，并获得约稿和组稿的机会，陷入恶性循环。
鲜明的代际性差异
国外社会科学类期刊大都注重实证研究，以可观察、实验的内容为研究对象，突出特点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通过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反观我国，虽然部分学科领域（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研究已逐渐转向实证研究范式，但包括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等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CSSCI期刊一直偏重思辨研究。这种研究更加强调超出现实经验的束缚，基于概念和原则出发，运用逻辑的推导来建立一种理论论述。
以教育学一流期刊《教育研究》为例。笔者统计发现，该期刊在过去10年中，思辨性研究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左右。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廖圣清等学者在考察了1998~2017年间，发表在9本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后，发现仅21.5%的论文采用实证研究取向，90.9%的论文没有研究方法，思辨研究依然占据主流。
关于这些社科领域的期刊为何偏向思辨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大致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当前学术界的知识合法性掌握在期刊主编和学术精英手中。许多学术把关者更倾向于传统的思辨研究，而不太认可实证研究的意义，要么认为定量研究是“用了一堆非常复杂的公式或数字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么认为质性研究方法可靠性不强，两类研究都不能达到知识思考的深度。
另一方面，CSSCI期刊为了确保论文的引用率和提升社会影响力，更加偏向热点议题或实践类议题的研究。比如，教育学期刊偏向教育政策热点和教育改革方面的宏观议题，新闻传播学研究密切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等，这类研究以思辨为主，无需耗费大量时间收集一手数据，时效性更强。
由于不同时代研究人员的学术成长和训练呈现鲜明的代际性差异，相较于老一辈学者，青年学者往往更倾向于实证研究或基于数据资料的经验研究，不太擅长思辨研究。
究其原因，青年教师在博士期间所受的学术规训大多为实证范式，学术积累相对不足，很难对热点议题进行全局性的深刻的学理分析和学术表达。这导致他们所撰写的论文大都难以获得CSSCI期刊的青睐。
正如一位受访教师所述，“我更加偏向实证、有数据支撑的研究，因为我觉得作为青年博士，我很难把握这种宏观思辨性的文章。我能做的可能就是案例研究……对于比较宏观的议题，可能教授去写更有高度，现在期刊普遍喜欢这种比较宏观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很难把握……”
难以获得详细的审稿反馈
针对投稿遭拒的情况，有教师在受访时表示，自己非常希望能通过期刊审稿的反馈，了解被拒的理由并获得论文写作的改进意见。虽然对于决定录用的稿件，期刊一般会给出详细的返修意见，但对于被拒的稿件，无论稿件是否经过外审，期刊往往都不会提供详细的反馈意见，这也使得青年学者难以获得学术成长。
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出版单位实行的是主管、主办责任制。期刊受主办单位的经费资助，编辑人员在身份上是拥有稳定编制的全职人员。受编制数量限制，大多CSSCI期刊编辑人员规模小、结构简单，人手不足使得期刊编辑难以对每篇文章进行详细反馈。
另一方面，不同于国际期刊将“同行评议”作为保障期刊质量的必要举措，我国期刊在审稿中长期实行“三审制”，即在编辑部内部完成编辑的初审、编辑室的主任复审和主编（总编辑）的终审工作。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在第二阶段纳入外审，以提升审稿质量，但多数期刊为控制审稿成本，仅将少数高质量的自然来稿送外审。面对海量来稿和不完善的匿名审稿机制，期刊难以为来稿者提供详细反馈。
改善青年学者学术处境应多管齐下
青年教师是学术职业的接班人, 也是高校学术队伍的生力军。然而，面对上述因素造成的发表困境，他们普遍对学术发展感到迷茫，不少教师甚至选择在学术研究上“躺平”。
为了促进我国学术繁荣以及改善青年学者的学术处境，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期刊要完善同行评议机制、注重培养青年作者，为作者提供高水准的专业审稿意见。
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这些改革目标， CSSCI期刊应完善现有的审稿机制，限制约稿比例并将征稿信息向学界全体开放，允许所有学术人员公平竞争，从而使更多优秀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此外，期刊还应该接受更多的研究范式。宏大叙事的思辨研究虽然能够增加知识的系统性，但缺乏坚实的论据和严格的证明。实证研究则能够对思辨研究进行澄清、确认与纠偏。当前我国社科领域期刊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整体比例较低，大大制约了思辨研究的现实效用。因此，我国高水平期刊在用稿方面应该兼顾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偏好转向，给擅长实证研究的青年学者更多机会。
学术共同体方面，相关学术共同体应积极为期刊审稿，承担作为学者的公共学术责任。良好的同行评议机制不仅能够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提升审稿公平性和合法性，还能够为作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从而促进学者的学术成长。
随着学术界发文需求的增加和学术人员人数的大幅增加，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也应该适当增加CSSCI期刊的数量，以匹配CSSCI期刊版面的供需关系，否则会使得学术界的“内卷”更为严重，审稿的特殊主义盛行，不利于期刊的长期良性发展。
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可以通过多重举措提升论文发表概率。除努力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提升每一篇文章的质量外，还应了解期刊的选题和范式偏好，确保所投论文符合期刊风格。同时，多多参加高质量的学术会议，在获得专家对论文修改意见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期刊编辑了解其研究水平和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投稿渠道和推荐机会。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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