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考研，国际贸易考研考哪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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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原文载中文核心期刊《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缅甸中文网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
【作者简介】何明，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明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
前言
商品国际贸易稀缺性是怎么形成的？有人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垄断和不平等贸易条件，比如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具有垄断优势的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全球生产布局将其优势放到其他地方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由此产生商品的稀缺性。
有人认为是市场力量的控制，比如商品理论认为任何商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稀缺的，而难以得到的稀缺产品会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又有人从技术水平差异和技术进步角度进行解释，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了（物质）资本的有机构成，认为当技术水平一定时，资本的稀缺性可理解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当技术水平变化时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可能发生变化，因而资本家本着追求最大利润的经济理性选择促进技术进步，导致了（物质）资本的稀缺性。还有人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指出由于交易费用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往往导致要素无法在国内同产业内之间完全流动，因而生产要素需要在国际流动，从而具有了稀缺性。
本研究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翡翠贸易全产业进行多点民族志的实证调查，发现导致翡翠商品国际贸易稀缺性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差异和国界划分：中国的玉文化和消费文化带来了翡翠消费需求，形成独有的消费市场；国界则把翡翠消费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区隔开来，分别嵌入两个民族国家空间容器内，经过各自的政治变迁、经济治理和两国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竞争，从产地到市场的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被人为地延长，从而制造出稀缺性。
一、文化与消费：玉在中华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中国人崇尚玉，具有数千年的玉文化历史，毫无疑义是全球最大的玉消费群体，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唯一的上规模的玉产品消费市场。
华人社会已有几千年的用玉史，据考古学研究发现，中国最早的玉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距今9200年），在其后位于北方和中东部的上古文化遗址中，包括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等。出土的玉石被打磨成鸟兽、人形器、饰品、工具等，代表了早期部落的原始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生产生活的侧面像，玉器的功能为通神事神的法器。待到部落交战、迁徙融合、社会阶层分化后，玉器的形制丰富起来，主要形成了以“六礼器”为象征符号的世界观与祭祀制度，即“以玉作六器”。《周礼·春秋·大宗伯》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并以“六瑞器”为符号代表帝王之下各等级的官位和身份，即“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而帝王则用玺为其身份象征的代表。玉器的象征符号功能增加了权力等级部分。随后，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代文人士大夫，把“君子”比作玉，还将山水情怀寄托在玉器中，因此玉器既是君子品格的象征，又是诗性审美的表达符号。除此之外，玉石本身的审美特性也使其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具有装饰的功能，玉器作为随身配饰或室内摆设装饰也是富人及权势人家必有的收藏。从玉器作为象征符号的发展历程来看，华人或汉族社会中玉的象征意义与神圣崇拜、权力等级、人格品德、财富地位，以及诗性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密不可分。以玉串联起的象征性社会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适应中国人的象征需求，共同构成了解释维度丰富、历史记忆深刻的玉文化，并在中国社会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在文化需求的驱动下，玉在当今中国社会成为重要的文化消费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消费能力迅速提升，被抑制的玉文化勃然兴起，购买、佩戴与收藏玉的习俗蔚然成风，翡翠市场顿时活跃起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私营经济、扩大再生产、提高国内的生产效能，国民的收入因此逐步增加，消费能力也明显提升起来。国家还开放了广东、云南的口岸，商品的国际贸易日渐活跃。国民可消费的对象从日用消费品向文化消费品扩展，消费品类逐渐增加了国际商品。
大大小小的加工厂把翡翠原料加工成手镯、挂件、戒指、把玩件、摆件等成品，有的与金、银、钻石、红蓝宝石等珠宝和贵金属镶嵌在一起，制成挂坠、胸针、发饰、手链等配饰，再由个体珠宝店、珠宝连锁店、珠宝旅游购物店等终端销售平台销售到顾客手中。这些专营玉器的珠宝店主要分布在云南和中国省会一级的中心城市中，由于喜爱翡翠的消费者众多，连许多原本只售卖黄金的金店也增加了翡翠饰品的柜台。
同时，随着经济的日益活跃，“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观念被激活，作为贵重礼物和云南价值最高的土特产，翡翠成为重要人际交往的媒介，甚至社会交换的桥梁，进一步强化了翡翠的稀缺性、不断推高了翡翠的价格。翡翠消费文化的核心内容除了传统玉文化的象征意义之外，还增加了神秘性。为发展地方经济，云南省政府和各翡翠零售商把从明清起就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玉出云南”观念作为着力点，将极边侨乡腾冲、贯通南北的茶马古道、连通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南诏大理、丽江东巴，以及战乱的缅甸、艰辛的挖玉过程等等充满神秘文化想象的叙事主题与翡翠联系起来，建构起一套翡翠极其稀有难得、意义非凡且丰沛的话语系统，并覆盖全省旅游消费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坐上旅游大巴，司机导游便在长途行车中栩栩如生地讲述有关这种充满陌生未知距离感，又稀有美丽的玉石的故事。“来云南一定要买翡翠”“云南的翡翠别处没有”“翡翠乃玉之王者”等观念被反复强化，多维度的象征意义被赋予，成功制造出翡翠的稀缺性，消费玉石的受众注意力被转移到云南来，翡翠成为云南最具特色、价值最高的旅游消费品。
翡翠的天然属性变化多样，从行业内最为基本的判断标准分为种（结晶细腻程度）、水（综合光学效应）、色（绿、红、黄、蓝、黑、紫）、底（质地的整体观感）等来评价，几个指标各自变化多端，组合起来又以可形成更丰富的料子表现，再加上后期的加工雕琢所产生的文化附加值，致使一件翡翠成品的价格极难估计。“黄金有价玉无价”在翡翠这个玉石品类中展现得最为极致。
当翡翠作为礼物交换时，收礼者往往只对其稀缺性、审美感受和文化寓意有概念，对于真正合理的价格而言则需要常年游走市场、深谙行情的行家里手才能有比较准确的判断。正因为其具体价格的隐蔽性和弹性空间，以及货品来源的难以追溯性，翡翠成为中国社会中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进行社会交换的最佳中介之一。翡翠作为桥梁在社会交换中的具体经济价值并非十分明确和对等，但往往交换而得的对象可产生更加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同时，翡翠本身并非消耗品，可以观赏、佩戴，又可以世代存储，因此一件翡翠可能几经易手，每次都换回高回报的某种资本。而所交换的资本越大，其流转的社会圈层越高，翡翠在人们观念中的价值就越贵重。如此累加，使得翡翠的价格被进一步推高，无形中加剧了稀缺性。
综上所述，翡翠的稀缺性以及在中国形成最大规模的市场首先是由其文化属性决定的。中国人自古视玉为一种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物，这种物可佩戴、摆设、收藏，当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过程中，翡翠成为一种极富意蕴的文化商品，被中国人偏好、追捧。因而，翡翠只有在中国市场中才具有了作为奢侈品的稀缺性。另外，中国社会还将翡翠作为社会交换的中介物，送礼者和受礼者通过这一物质达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交换，当换回的资本价值更高时，其承载的价值也更高，这无形中追加了翡翠的稀缺程度。
二、国家疆界：在翡翠生产地与消费市场之间的区隔
中国人喜爱翡翠，翡翠的市场在中国，但翡翠玉石矿却不在中国，而在缅甸境内。翡翠玉石矿藏虽在缅甸，但缅甸主体民族缅族并不崇尚玉，也几乎无人以玉为饰品，而主要选择金质饰品。
从宗教、婚丧等民族文化特征上比较来看，缅族尚金，汉族尚玉。缅族的宗教信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宗教仪式和宗教建筑中主要以金质物为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个缅人或掸人的村落都修有一座佛塔，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生命重要节点都围绕佛塔、佛寺和僧侣进行。其中，投入财力物力最多的对象是佛塔，许多信众倾其财富捐建佛塔以示对佛的虔诚和对亲族、后代的护佑。佛塔一般以白色为主体，塔尖上面装饰有金光闪闪的风铃、佛像或神兽，塔内供奉的佛像即使不是纯金打造，一般也会是鎏金包裹。
中国的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主，佛寺中供奉的神像除了陶土烧制外，玉佛、玉观音等十分普遍。这些玉石神像主要是汉白玉，其他还包括寿山石、岫玉、南阳玉、青田石，等等。以翡翠为材质加工雕琢的神像造价最高。目前最大的翡翠观音像位于舟山群岛的普陀山，高3.3米，重约9吨，据报道人称业内人士估价为9亿元人民币，由一位姓梁的大商人捐建。而缅甸曼德勒的玉佛塔是世界最大的翡翠镶嵌的佛塔，但是由当地的缅甸华人大玉商捐建，里面供奉的佛像是金制，且有信众跪拜时上前贴金箔的习俗。此外，缅人的婚丧中重要的高价值物品也是金制品，而汉人的婚丧中除金制品外，玉镯、挂坠等器物都属常见。日常生活中，缅人佩戴、消费的饰品以金银制品为主，汉人则视玉制饰品比金制饰品更具丰富的文化意蕴。也就是说，缅人的文化习俗并未赋予玉石特殊的象征内涵，玉对于缅人而言地位始终不及金，甚至本身并不尚玉，再加上玉石不像黄金有作为通货的功能，因此翡翠的消费市场不在缅人社会而在汉人社会中，翡翠国际贸易的方向一直是从产地流向汉人社会。
在地理空间上，翡翠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基本上属于可以无缝连接的经济循环过程。但在政治空间上，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却有一条国界线相区隔，使之分别归属于不同国家，嵌入不同的政治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被不同的政治体制操控，被不同的文化体系选择。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几百年，翡翠的贸易循环就已经形成。彼时来自云南的马帮商队发现翡翠玉矿，与掌管帕敢山区的克钦山官交易，挖到玉石后用马帮托运回腾冲来加工销售，并在云南地区形成市场。大约到清代乾隆时期，翡翠市场已经扩展到中原帝国的中央朝廷。这一阶段翡翠贸易的经济循环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朴素的经济交换活动，并未被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所规训。
中缅两个民族国家建立后，两国在国家疆界所划定的空间范围内，实行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治理策略。中国大陆在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国内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计划发展，以期在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尽快重建被经年累月的战争破坏了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一阶段中国的边境封锁，商品国际贸易总量大幅萎缩。由于物质生产匮乏、社会财富贫乏，翡翠作为非日常消费品在中国大陆居民中几乎谈不上有消费需求，翡翠毛料的跨国采买和加工生产集中在各大国营玉器厂的手中，成品销售则依赖香港、台湾人带向海外华人华侨群体。
深圳特区建立后，国际贸易货物开始从深圳口岸出入中国，翡翠毛料也通过海运线路进入广东省。随着广东成为“世界工厂”的脚步，翡翠在广东的广州、佛山、四会、揭阳形成加工集散中心。1992年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建立，中缅边境的口岸开放，翡翠的国际贸易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
由于国家战略布局和经济政策的差异，云南的翡翠市场恢复时间和程度较广东晚十多年，几百年来经由中缅边境在云南自然生成集散地的翡翠贸易路线被重新建构成广东、云南两个集散地，且广东的加工工艺、产业的细分和配套远发达于云南。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实现快速的财富积累，在国家大力推动市场消费各种举措的刺激下，翡翠消费需求在21世纪前15年呈爆炸式增长，强力拉动翡翠毛料源源不断地从缅甸进入中国。
另一边，缅甸独立后不久，缅族军事强人吴奈温于196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对内实行“缅式社会主义道路”，把原有的传统经济形态打破，统归于军事独裁控制下的国有化经济制度，对外闭关锁国，把缅甸的国际贸易活动降到低谷。翡翠的贸易活动同样被军政府重构，一方面通过军事力量攻占、控制帕敢玉石场，由国有采矿企业垄断翡翠资源的开采，排挤其他参与者；另一方面，在仰光开设翡翠毛料公盘，建立当局规定合法的交易模式和贸易线路，只有通过公盘、走海运路线绕道广东口岸进入中国的毛料才被认定是合法交易的国际贸易商品，而不经过公盘、穿越中缅国界的传统贸易线路则归为走私。通过政治策略制度化经济活动方式，并以军事力量加以保障，使翡翠国际贸易的利润大量把持在缅甸军事集团的手中。然而，这些举措对原本的翡翠贸易自由市场带来了三个后果：一是由于缅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一直以武力争夺并确保各自在帕敢玉石场的利益，导致翡翠资源无法在一个公平、安全、可持续的状况下开采，市场原材料供给极不稳定。二是中缅边境关闭导致流通的翡翠成为黑市交易的走私品，交易规则并无任何法律保障，买卖双方的风险性都极高。三是还挤压出第三条贸易路线，即沿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至金三角，进入泰国清莱、清迈形成市场，再到曼谷海运的走私线路。该线路不但和仰光公盘线路一样舍近求远，且依靠马帮托运，道路艰险，运输过程中随时可能面临武装冲突，大大增加了流通成本。
以上三个后果皆因缅甸军政府以行使民族国家权力的合法化名义、在国家疆界范围内与其他贸易参与者争夺翡翠资源利益而起，最终却转嫁致翡翠的生产和流通成本加剧，客观上产生了翡翠的稀缺性。
近30年的闭关锁国和内战导致缅甸经济崩盘，成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缅甸军政府也于1988年被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新军人政府取代。新政府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玉矿开采也呈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并行的局面，加上中缅木姐——瑞丽口岸开放，中缅边境的部分贸易活动恢复合法化，缅泰线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政府当局的利益不可动摇，翡翠毛料依然必须经过仰光（现为内比都）公盘才能获得合法通关资质，军人集团控制的采矿贸易公司依然是缅甸最大的翡翠企业，中缅之间无论陆运或海运走私情况依然大量存在，翡翠在缅甸境内的生产和流通成本并未降低。
翡翠的产销过程，原本应该自然而顺畅地环环相扣，现在却横亘着一道“铁闸”，把生产与销售割裂开来，而“铁闸”的掌控者便是国家，它从其政治经济需要出发任意决定闸门的开关及其程度、时间和范围，不仅大幅抬高了生产和流通成本，而且制造了稀缺性。
三、国家疆界的划分生产出翡翠的第三重稀缺性
吉登斯认为社会活动发生在时空当中，国家是生产“行政力量”的“权力容器”。国家疆界的划分切割了传统的翡翠贸易链，产地和消费市场分属于中缅两个民族国家的容器中，双方的利益竞争生产出翡翠资源的第三重稀缺性。
虽然翡翠只有被中华文化发掘并吸纳入玉文化系统才有了稀缺性和价值再生产，但翡翠本身作为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稀缺性有其天然成分。翡翠的成矿条件特殊，需要在高压低温环境下经历大约8000万年复杂的地质作用才能形成。高品质翡翠的成矿条件极少，探明、开采也十分困难，获取确实不易，然而作为翡翠资源的产地缅甸在现代翡翠国际贸易秩序中却处于获利天平的低端。缅政府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尽可能保护本国利益，对翡翠资源的利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最重要的就是毛料公盘交易模式的设立。
以暗标为主的公盘交易原则会使竞拍的买方不知道对方的出价，容易造成成交价远高于起拍价的情况，这就充分保证了卖方的利益，进而吸引更多的卖家进入市场，保证了供货的稳定性。另外，政府组织开设公盘，一方面可通过摊位费、税收等方式获取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第三方也保证了该交易模式的公平性。然而暗标拍卖交易模式中的风险几乎都转移到了买方，这些买方绝大多数来自中国。
除了公盘外，缅甸政府在翡翠毛料生产端还采取了其他治理措施。2015年昂山素季代表的民盟上台，对翡翠矿山开采权的时限和面积作了重新调整，一是把过去各公司长短不一的开采有效期变更为三年，到期不续，未到期的至2021年全部到期，且暂不发放新照；二是重新规划限制开采面积和挖掘机的数量。据报道人称，矿山开采权越来越难获得，加上资源逐渐减少，开采成本加大，许多公司只得采取合作的方式集中设备和劳动力，共同开采一处取得合法开采权的矿山。
由此可见，缅甸翡翠公盘的开设和开采规则的调整，是缅甸政府当局以国家合法性为背书，在民族国家疆界划定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获取本国珍贵自然资源财富的结果。通过设置公盘，翡翠国内贸易线路被增长、环节增多，通过开采规则的治理，限制翡翠资源的出产量、提高开采成本，缅甸作为翡翠原产地即可在生产端控制资源进入国际贸易的流通量，提高毛料的市场价格，使利润更多地留在缅甸，从而催生了翡翠原材料在该层次的稀缺性。
面对缅甸方面在毛料利润中的竞争，中国政府也支持翡翠商在国内开设了翡翠公盘，最大的公盘设在广东佛山市的平洲镇，另外盈江、瑞丽也不定期举行公盘交易。以平洲公盘为例，中国的翡翠公盘并不由政府组织，而是由当地的大翡翠商或翡翠行业组织牵头组货，招徕国内的加工商前来参与拍卖，其他交易规则与缅甸公盘基本一致。
虽然缅甸政府的竞争策略很奏效，但在实际的贸易活动中，翡翠毛料商基于个体的经济理性，在与国家制定的规则博弈下开拓出新的应对办法，即主动承担一定风险，前去中国参加公盘。但是，开设公盘并不是中国方面在翡翠产业竞争中的主要手段，中国的关键优势在于以消费社会和玉文化消费习惯为基础做大翡翠消费市场，增加成品的文化附加值。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时，就有了拜物教的性质，因此，该性质由生产方式决定。当整个社会中的物质生产丰盈，人们对物的符号消费惊人增长，甚至非日用消费品的占比高于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时，便形成了消费社会。中国在集中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以消费促生产，其中对国民消费行为改变最有效的政策之一就是推行长假制度。从1995年5月1日开始施行双休日，到1999年5月施行7天长假制度，大量有消费能力的国民可以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旅游、消费。中国的GDP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10%上下浮动，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其中旅游总收入的占比从2001年的5.2%上升到2017年的11%（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每年“五一”“十一”、春节三个7天长假被称为“黄金周”，充分表明了旅游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向消费社会加速迈进，文化消费品在人们的消费内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翡翠趁此趋势而上，形成现象级文化消费品，市场得到快速膨胀。
而同一情况在缅甸并未发生，缅甸在进入现代化社会过程中并未形成消费社会。首先，缅甸依然处于农业社会，城市与农村发展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财富积累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以支持消费型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只有仰光、内比都、曼德勒等中心城市才有大型购物商场，绝大部分居民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为生，甚至仍处于贫困状态。其次，缅甸内部政局动荡，外部受一系列国际制裁制约，市场经济循环不稳定、不完全，社会整体财富难以积累。第三，缅甸民族众多，彼此人口比例差异不大，文化多元使得需求多元。即使有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难以集中在某项文化产品中形成规模效应。体现在翡翠消费中即是，除了缅甸华人有玉器消费的传统以外，缅甸的其他族群除非从事翡翠产业者，几乎未见有玉石消费习惯。
缅政府也试图将加工环节向缅甸转移，以在文化附加值部分得到更多的利润。但是缅甸社会并没有玉文化，在翡翠雕琢、镶嵌的象征意义上难以进行再生产，加上缅工的加工工艺技能和设备都较为落后，目前只能加工手镯和戒面，雕琢的挂件、摆件及具有复杂镶嵌工艺的高附加值成品则须在中国完成。
缅甸的翡翠加工业特征是长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但是工艺技艺受限于玉文化象征系统的缺失。因此，没有玉文化为基础，也没有形成消费文化，缅甸政府想在本国内拓展翡翠资源的收益方式是没有土壤的，而中国一方依托玉文化和消费文化，在竞争中占据了翡翠象征意义附加值生产和再生产的优势。
综上，翡翠贸易主要在中缅之间运转，两国都想在产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竞争。缅甸是翡翠源产地，但是没有玉文化基础，在加工环节难以更多获利，又因为没有形成消费文化，所以也无法实现消费拉动生产的局面，只能在开采环节和毛料交易环节建构多重规则为本国谋求更大利益。中国是翡翠消费市场，翡翠成品的附加值生产和获利均留在本国，同时形成了消费拉动加工业发展的局面，即在中国实现翡翠价值的再生产。因此，两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制造了该层次翡翠的稀缺性，而两国社会中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及消费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需求差异加剧了该层次的稀缺性。
四、结论
通过对中缅翡翠贸易的调查研究发现，商品国际贸易稀缺性的形成，尽管存在一些客观性的因素，如翡翠矿藏天然稀少并且在快速减少等，但最重要的成因则为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制度管控所致。
翡翠属于一种文化消费品，也是一种为满足中国人非日常生活消费需求的奢侈品，对于它的消费需求动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玉文化性的，是基于中国社会赋予玉这种物质的特殊文化象征，因而翡翠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自然存在稀缺性。翡翠市场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变这一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变迁包含了居民财富积累、物质快速充裕、人口广泛流动、消费观念增加等特征，为消费翡翠提供了主观愿望和现实条件。这两种文化在缅甸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远不成规模，缅甸国内不能形成翡翠消费市场。第二，国家疆界的划分使传统自然形成的翡翠贸易链被切分成原产地和消费市场，两国在各自的国家空间内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变革阶段。在地缘政治的国际关系影响下，两国之间的疆界被关闭了几十年，翡翠的生产和流通形式被重构，地理距离被人为地拉远，成本大大增加，无形中制造了稀缺性。第三，翡翠的国际贸易总体是卖方市场，缅甸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在产业中获取更多利益，两国都采取了不同的竞争策略。缅甸在国内无法形成完整的翡翠产销循环，也难以在价值再生产上扩大利润，因而只能在原材料生产和交易环节制造更繁琐的规则来保障自身利益。中国境内没有翡翠矿藏，在毛料交易中占劣势，但秉着玉文化和消费文化优势在精加工中充分进行价值再生产和扩大消费市场。两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大大推高了翡翠的价格，追加了翡翠的稀缺性。
从翡翠国际贸易的案例中我们可见，文化理性和政治理性在稀缺性的形成过程中经常产生着超过客观因素和经济理性的作用。这有别于已有的资本主义垄断说、技术水平差异说、生产国际流动说等对稀缺性成因的解释，可为学界提供人类学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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