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有哪些
今天谈谈研究方法。刚才杜（贵晨）老师也讲到了我的导师。那么我就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情况说起，和大家交流一下。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来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源头是两所大学，一所是中央大学，一所是金陵大学，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时候把它们合并成了一个大学，两个学校的文学院就成了南京大学的中文系，现在我们也改名叫文学院了。
所以我们这个学科历史上曾经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像大家都知道的黄季刚、吴梅、胡小石、陈中凡、罗根泽等。但是这样一批学人，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到1978年，我们国家的教育恢复正常的时候，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实际上已经相当衰弱了。我昨天跟山大的老师们在一起交流，他们觉得山大以前有“冯陆高萧”，后来觉得后继无人。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是这种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从武汉把一个退休的街道居民，也就是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聘请来南大了。因为程千帆先生当了十八年右派，摘帽以后，武汉大学就让他退休了，就不要他工作了，程先生就变成了一个街道居民，工资都从街道上拿。当时匡亚明校长力排众议，就把他给聘来了。程先生就到南大来工作，这里也是他的母校。他回来工作以后，第一他搞科研非常勤奋，第二他也非常认真地培养研究生，同时也培养中青年教师。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就开始振兴了。到1987年，我们国家第一次评全国重点学科的时候，我们就评上了。那时候全国只有两家，一家是北大，一家是南大。后来第二次评、第三次评，我们都一直保持下来。所以我们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能有今天的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程先生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整个学科，我们的学风，都打下了程先生个人的印记，比如说他对学术的一些理念，他对于研究生培养的一些要求，都明显地体现在整个学科的面貌上。后来他退休了，过世了，但是他的学生开始挑大梁了，如今程先生的三传弟子已经当上博士生导师了，我们的一个梯队已经形成了。概括地说，我们这个梯队，或者说我们这个学科，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国内兄弟院校的一些基本学术理念都是差不多的，但具体的做法各有各的特点。
第一，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比较强调古典文学研究一定要跟古典文献学的研究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强调你在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时一定要首先在古典文献学上打好基础。因为文献学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文献，同时也指导我们对于这些文献怎么进行处理，这一点是我们整个学术工作的基础。程千帆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对硕士生、博士生都开授校雠学的课程，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有的同学可能看过程千帆先生和我的师兄徐有富教授合作的那个四卷本的《校雠广义》，最早就是齐鲁书社出版的。那个《校雠广义》就是在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校雠学的讲义的基础上编的。我昨天跟山大的老师还回忆过，当年，程千帆先生应邀到山大来讲授校雠学，山大的研究生做了一个记录稿，后来有一个油印本，我们南大的同学也有一个记录本，也有一个油印本，后来就把这两个油印本合起来，又进行扩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四卷本的《校雠广义》。我们以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是过去的文本，过去的文本即使近代文学，距离我们也是百年以上，更不用说唐诗宋词，更早的《诗经》《楚辞》。这些作品流传到我们今天，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以后，它的文本存在形式发生了某种变异，比如有的作品亡佚了，有的作品在传抄过程中间文本有变化，不再是原本的面貌。所以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你所研究的文本是不是准确可靠。这个问题首先是个全不全的问题。我相信山师的老师肯定也是这样要求同学们的。当你试图要研究某个课题，当你试图就某个对象写一篇论文的时候，老师们肯定会要求你要掌握全部的资料。比如你要写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过全部的李白作品，你不能光读一部分的李白作品就来立论，那么你的材料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现在有的同学，年轻人，脑子很灵活，脑子灵活当然是好事，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往往不愿意下苦功夫。我在南大发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本科生的论文，他根本没有读《李太白全集》，他只读了一本李白诗选，他就写一篇论文，大谈李白的浪漫主义如何，李白的气象如何。结果那本李白诗选，我数了一下，大概一共选了一百二三十首诗，但是传世的李白诗有九百多首，那么你这个结论是根据一百多首李白诗得出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结论对那八百首的李白诗都适用呢？我们根据部分的材料不能得出一个笼盖全局的结论，掌握材料一定要求全。当然更聪明的同学连李白诗选都不读，他只读作品选里的那十几首李白诗，也能写一篇论文出来，那就更加不对了。所以资料一定要全面，我们在评同学们的论文的时候，好的评语就是材料完整、材料翔实。然而即使在学术界，由于资料不全而发生的问题比比皆是，相当常见。拿我本人比较关注的唐宋诗歌来说，比如《全唐诗》，在闻一多先生的年代，在李嘉言先生的年代，就是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他们那一代学人，研究唐诗的论文如果注出处的话，注明《全唐诗》卷几就可以了。当时认为《全唐诗》是可靠的、完整的，但现在我们明确知道，第一《全唐诗》不全，还有《全唐诗补编》，把原来的四万九千多首，现在又扩展了六千七百多首。我当年读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的时候，非常佩服老一辈学者的功夫之深。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里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唐人写诗，不犯“孤平”。什么叫犯“孤平”呢？就是一句近体诗中间，也就是要讲究平仄格律的一句诗中，如果只有一个平声字，这个平声字又跟押韵的那个韵脚不连在一起，它是个孤零零的平声字，这种情况叫作“孤平”。王力先生说，唐代诗人不犯“孤平”，唐代诗人视“孤平”为大忌，他的立论根据是什么？他说《全唐诗》五万首诗中，孤平只有三个例子。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们现在也许弄个软件一检索就出来了，那时候他要一首一首地检索，五万多首诗一首一首地查阅。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老一辈学者之所以成就大，是他下的工夫深，他绝不投机取巧。但是到了今天，假如我们重新检查这个结论，我们就要加以修正了。因为除了《全唐诗》，还有《全唐诗补编》，你还必须要把这六千七百多首也搜罗一遍，你才能下这个结论，因此文献资料一定要全。即使是一些大学者，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他的立论也会有偏颇。我们举钱锺书为例，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在此书的初版本中，选了南北宋之交的诗人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因为吕本中是亲身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当金兵南下，北宋军民进行汴京保卫战，后来又沦陷的这个过程中，吕本中本人正在围城中间，他亲身经历了那个天翻地覆的大事，所以他就写了一组诗来咏这个事件。这样的诗当然具有诗史的性质，吕本中其人又是南北宋之交重要的诗人，重要诗人写重大题材，这样的作品选入《宋诗选注》，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选哪几首？因为这是组诗。我们看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的初版本，他说，原作共有五首，他从中选了二首。我想，按钱先生的眼光，他的判断能力，他从五首诗中选二首出来，我们可以断定他选的是最好的二首，这一点大致上不会有问题。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分数，五分之二，这个作为分子的二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分母。吕本中的这一组诗到底是不是只有五首？实际上吕本中的这一组诗规模很大，一共有二十九首。钱锺书当时没有看到全部的二十九首，他只看到了五首，他是根据《瀛奎律髓》入选的五首来再做选择的。假如当时钱锺书先生看到了那二十九首，他再来选的话，是不是一定选二首？要是只选二首的话，他是不是一定选现在选的这二首？这都是存在问题的。也就是说，你的判断，一定要建立在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准确。当然这也不怪钱锺书先生，当时那二十九首很难看到。我是看到了，因为我博士论文作江西诗派，吕本中算是江西诗派的诗人。这个本子原来大陆上已经没有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有一本，后来北图从那里买了一个缩微胶卷过来，原来那二十九首都在。当然补充一句，钱锺书这本书的修订版已经说明原来有二十九首了。这些例子说明掌握材料要全。但是资料的全还是不全，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真伪的问题才是最严重的，它的影响更为严重。
我们还是看《全唐诗》。《全唐诗》是按时代排列的，我本人通读《全唐诗》时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从卷一到卷三八，突然出现了一个使我眼睛一亮的诗人，这个人就是初唐的王绩。为什么王绩的诗使我眼前一亮呢？原因就在于在《全唐诗》的前面几卷都是以唐太宗为首的宫廷诗人的作品。宫廷诗人的作品内容是写帝王生活、皇家的苑囿、宰相的府第、皇家的宴会等，它的风格则是华丽的、典雅的。这样一种诗歌，我们普通的读者是不喜欢的，因为距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但是读到卷三八，出现了王绩以后，情况就变了。王绩虽然长期在长安做官，但是他始终怀念田园生活，他的诗中有对田园的向往与追忆，他的诗歌风格又是学习陶渊明的，自然、朴素、清新。所以读到王绩的诗，就觉得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初唐诗坛。我们现在不分析诗的艺术，我们只讲文献。在《全唐诗》卷三八王绩的诗中，有一首大家应该关注一下，它的标题是《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在京，就是在京城；思故园，思念故乡的田园；见乡人问，见到一个老乡，然后问他。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向老乡打听家乡的情况，家乡的梅花有没有开花？竹子有没有成活？我家的亲戚还安好吗？这个构思非常像大家所熟悉的王维的一首短诗，就是《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不过王维那首诗非常凝练、非常简洁。而王绩这首诗比较冗长，它是五言古诗，有二十多句，因为他一连问了好多个问题，但两者的构思方式是一样的。这样一首诗，写对田园生活的怀念，风格非常朴素，像陶诗，很好。问题是它有没有文献上的问题？我们经过一番考查，发现它没有问题。这样说并不是它编在《全唐诗》里就可靠，而在于上世纪初，我们在敦煌洞窟中发现了一个五卷本的王绩文集，叫《王无功文集》，它是唐人的手抄本。在那个五卷本中就有这首诗，所以它在文献上绝对可靠，没有问题。那我为什么要举它为例子呢？就在于在这首诗的后面，同样在卷三八，我们又读到了另一首诗，那首诗的标题叫《答王无功问故园》，王无功就是王绩，就是回答他问故园的诗。从内容上看，第二首诗完全是跟第一首一一相对，就是王绩的诗中问了十一个问题，第二首给了他十一个答案，告诉他你家乡的梅花怎么样、竹子怎么样，等等。照一般的推理，既然王绩的那首诗编在《全唐诗》的卷三八，也就是初唐诗部分，那么第二首也同样编在卷三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位诗人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才能一问一答。我至少看到三种学术著作，就是这样理解的。山西大学的一个老师撰的一本《王绩诗集校注》，在《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的题下注中就说，这个乡人就是后面那首诗的作者。还有的书中分析这两首诗的问答，说那位乡人如何热心地回答王绩的问题，等等。问题是第二首诗的作者是王绩的老乡吗？是王绩的同时代人吗？我们看看第二首诗的作者是谁。《全唐诗》中的署名是“朱仲晦”，“朱仲晦”何许人也？学术界对唐代诗人的小传已经下过很大的工夫，唐代诗人凡是有资料的都调查过了，但是找不到朱仲晦的任何材料。当然也许是资料已经亡佚了，他就是王绩的老乡，但是生平无考。在逻辑上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总是使人怀疑。我读到这里，正巧我对这个“朱仲晦”比较熟悉，因为我跟他整整打了两年交道，我读他的作品整整两年。他不是别人，正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朱熹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字就是“仲晦”，这首诗也是朱熹本人写的。我们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卷四，就有这首诗。朱熹的文集是他的儿子朱在刊刻的，南宋的刻本现在还在，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里面就有这首诗，标题稍长一些，是《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正文一字不差。这首诗当然就是朱熹的作品，不会有错误。同学们可能会有疑惑，南宋的朱熹，怎么会写一首诗，来回答初唐的王绩呢？原来这是古人的一种写作习惯。我们的古人，哪怕是宋代的理学家，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么严肃，那么死板，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不是的，古人的思想非常活跃，古人的写作态度也非常通脱。所以，南宋的朱熹看到王绩的诗，又没有看到乡人来回答他，就说我来替那个乡人回他一首吧。所以这是一首拟作，也就是朱熹用这首诗，跟前人进行异代人之间的对话。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屈原的《天问》。我相信大家读《楚辞》的时候，感到最难读的就是《天问》。我很少发现有同学能背诵《天问》。因为《天问》太难读，都是不认识的字，读也读不懂。《天问》是什么内容？根据王逸的注，就是屈原被楚怀王放逐后南游，看到楚国宗庙里墙上的壁画，他就“呵而问之”，他对着墙上的壁画，提出了他的追问。《天问》就是一首充满了问号的作品，它从头到尾都是提问。屈原追问，自然的秩序、人间的秩序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追问为什么天上的日月星辰不掉下来？风雨雷电是怎么形成的？他追问人间为什么忠奸颠倒？为什么忠而见谤？奸邪的人反而会受到重用？屈原想不通，他很多问题没有答案，他愤怒，他苦闷，所以他最后跳进了汨罗江。假如这些问题他都有答案了，都清楚了，他就不会跳汨罗江了。因此《天问》全文中有一百七十三个问号，这样一部作品就像王绩的那首诗，他仅仅是问。那么谁来回答他呢？到了唐代，古文家柳宗元写了一篇《天对》，《天对》就是逐一地回答屈原《天问》中的一百七十三个问题。这是异代人在进行交流，进行对话。我们的古人有这样的写作方式。所以《全唐诗》里的《答王无功问故园》，这就是一首南宋人的诗，它不是唐诗，我们不能根据它来分析唐代诗人怎么用诗歌进行问答，一问一答何等风趣，等等。它是异代人的交流。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偶然，其影响也不是太大，我很少发现有人举它为例。
但是《全唐诗》还有更严重的文献学问题，我们往下读，当大家读到卷四六七，就读到了另外一个不知名的诗人，这个诗人叫牟融，牟是牟取暴利的牟，融是融会贯通的融。卷四六七就是牟融的诗，共有六十九首。我不知道山师的同学的情况怎么样，在我们南大，现在的研究生，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面临着很大一个问题就是选题。假如一个同学要研究唐诗，他发现李白、杜甫的文章不好作，什么话都有人说过了，降而求其次，哪怕是王维、李商隐，也不好写。于是一流不行研究二流，二流不行研究三流，每况愈下。我曾开玩笑说，总有一天，我们的选题会出现《论唐代诗人张打油》。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为选题所困扰，想找一个前人研究不多的，或者根本没研究过的唐代诗人，很可能会挑到这个牟融，而这个牟融的作品量应该说够作一篇硕士论文了。假如哪位同学选择了这个牟融为论文题目，我猜想接下来的工作是哪些？首先，牟融其人没有生平资料，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作品来考察他的生平。我们很快发现，牟融的六十九首诗中，标题中间出现了一些中唐诗人的名字，比如说张籍，还有朱庆余，朱庆余不是太有名，但是他也有作品收入《唐诗三百首》，当时也比较有名。你根据这些标题来分析，他肯定是中唐诗人，他和张籍、朱庆余是同时代人，还有交往。当然你还可以分析他的诗歌内容，他和中唐时期两大流派元白、韩孟之间有什么异同等，你大致上可以敷衍出一篇硕士论文。可是，假如哪个同学果真选了牟融作品，果真对他下了一番工夫，写成了一篇论文，那么你就是三生不幸！为什么？因为《全唐诗》中的牟融诗完全是伪造！唐代无牟融其人！中国历史上面，叫牟融的人是有的，是一个东汉人，是一个思想家，他有一本书叫《理惑论》，可能是我国文献中最早记载佛教的书。现在研究佛教史的人可能会提到，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一般不会提到。他是东汉人。那么唐代没有牟融，为什么《全唐诗》有牟融的一卷诗呢？还有六十九首之多？标题中又有张籍、朱庆余？原来，这完全是明朝人伪造的假唐诗！清人批评明人，有两句话，一句话是学风空疏，第二句话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明朝人好刻古书，古书就灭亡了。为什么好刻古书反而会古书亡呢？在于伪造。明人刻一些假的古书，让人真假莫辨，后人看上去不知道真假，古书因而灭亡了。刚才提到的牟融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牟融诗集完全是明人伪造的，是明朝的某个不法书商为了谋取暴利而伪造的。我们知道明朝的文坛风气，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朝人崇拜唐诗，鄙薄宋诗。所以就有一个书商说发现了一个海内孤本的唐人诗集，叫《牟融集》，把它刻出来，结果很畅销，赚了一大笔钱。那么这些作品是哪来的？全部是从明朝人的集子里东抽一首、西抽一首，把它的标题改一改，拼凑而成。等到清朝编《全唐诗》的时候，没有仔细地考辨，就把它收进去。已经有学者用非常坚实的考证判定它为伪作。所以大家读《全唐诗》的时候，怎么能非常放心，看到白纸黑字就信以为真？它里面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甚至还有故意伪造的东西在里面。为了要强调一下文献学的问题，我再稍微多说几句。
也许同学们说我们现在不读《全唐诗》，所以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大部分同学现在不读《全唐诗》。因为读《全唐诗》太费时间了，五万多首。那么，是不是不读《全唐诗》，只读别集或者选本，就一定没有文献学上的问题呢？不是这样，我们同样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文献学上的问题。我们不谈《全唐诗》了，我们谈唐诗选本。最通行的唐诗选本，无疑是《唐诗三百首》。不管是哪个唐诗选本，哪怕是比较能体现我们现代人意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还是上海师范大学已故的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这两本是今人编的《唐诗选》中比较好的，但是它们的流行程度，家喻户晓的程度，也还比不上《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自清代乾隆二十九年成书以后，就是公元1764年以后，两个半世纪以来，可以说是风行海内。那么这样一本书，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非常放心地阅读呢，就相信其中的作品一点儿都没有文献学上的问题？不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概十多年以前，我在南大给本科同学讲文学史，讲到唐诗部分，我就顺便劝同学们读《唐诗三百首》，我说《唐诗三百首》很好，因为它有代表性，《唐诗三百首》的选目没有体现太强的学术观念。它不像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它完全是神韵派的观点；也不像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完全是格调派的观点。它没有太强的派系性质，所以它选的诗非常有代表性。初、盛、中、晚都有，然后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也都照顾到，各个诗派都有。又突出大家，杜甫第一，选得最多；第二可能就是李白跟王维，基本上都符合一般读者对唐诗的理解。所以总的来说，这个选本很好。但是，我又补充了一句，我说《唐诗三百首》也有一个缺点，它的选目方面有个很大的缺点。它遗漏了一位重要的诗人，本来应该选的，但现在没选，这个人就是中唐的李贺。李贺其人在《唐诗三百首》中一首都没有入选，完全缺席。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尽管《唐诗三百首》的选者，署名叫“蘅塘退士”，他的真姓名叫孙洙，这个人是我江苏无锡的老乡。但是老乡归老乡，你学术上有缺点我还是要讲，我觉得没选李贺这是个很大的缺点。照我想，不论从哪种价值标准来衡量，不论成就还是风格特点，李贺其人在《唐诗三百首》中不但应该入选，而且应该选个四到五首，现在一首都没有，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我刚说完，我并没叫同学们提问，但是南大的本科同学特别活跃，一个女生自己站起来举手，我以为她有事要出去，可是她说：“我有问题。莫老师，你刚才讲得不对。”我说我什么地方讲得不对了？她说：“你说《唐诗三百首》里没有李贺的诗，实际上已经选了。”我当时四十多岁，我活了那么长时间，是第一次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我一直有这个观点，《唐诗三百首》没有李贺的诗，这是一个缺点。怎么这位同学说已经选了？我就问她说：“已经选了吗？”这位同学已经站起来了，她抽出一个书包，从书包里“呼”地抽出一本书来，原来她随身带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她非常熟练地翻到某一页，说“老师你看”，我走过去拿过来一看，差点儿晕倒。白纸黑字，李贺，还不止一首，差不多有四到五首，我比较喜欢的几首李贺诗，《苏小小墓》《梦天谣》《金铜仙人辞汉歌》，都在里面。再一看封面，就是《唐诗三百首》，清代蘅塘退士编，看看封二、封底有没有前言、后记，是不是经过今人的改编？没有，是一本原汁原味的《唐诗三百首》，里面竟然有李贺的诗，还有四到五首。说实话，假如我今天在山师的课堂上跟大家讨论学术问题，如果有哪位同学或者在座的老师指出来我哪个地方讲错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承认错误。为什么？我今年已经满六十周岁了，六十周岁意味着距离老年痴呆症不远了，所以记不清楚，记错了是常事，我现在读书经常今天读了明天忘，因为记忆力不行了。但是十多年前，我还不到五十岁，大家看我现在是白发苍苍，李白说“朝如青丝暮成雪”。但是十多年以前，头发还是比较黑的，脑子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当时心乱如麻，我没法讲课了。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唐诗三百首》里有李贺的诗呢？我就把课暂停一下，使劲地翻这本书，一翻翻到最后。大家可能还记得吧，《唐诗三百首》首先是按照诗体来编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最后是七言绝句。每个诗体内部是按时代来排，初盛中晚，也就是全书最后是晚唐的七言绝句。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为什么放心？就是我还没有老年痴呆啊，是这本书不对头。因为我在后面又发现了一个原来在《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入选的诗人的两首诗，两首七言绝句，居然选在里面。这个诗人是晚唐人，这两首诗也许同学们没读过，但是我敢保证，这两首诗中至少有一句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两年以前，张艺谋拍了一个电影，叫作《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谁的诗？黄巢的诗，晚唐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有两首咏菊花的诗，都是七言绝句。一首说：“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还有一首就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不论好或不好，不论它在唐诗中有没有代表性，也不论在五万多首唐诗中选三百首能不能选到这两首，问题是以黄巢的身份，在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他能不能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黄巢其人今天我们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但在清朝看来是乱臣贼子，乱臣贼子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是一个最反面的人物，是逆贼。怎么可能在乾隆时代把他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乾隆朝是什么时代？现在电视屏幕上整天大辫子晃来晃去，晃得全国观众都有点糊涂了，以为乾隆朝是什么太平盛世，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乾隆统治六十年，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专制的时代，他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手段来统治全国。就是当时的满清皇朝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为了镇压包括满族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初步的民主意识，就制造了一连串的文字狱，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材料完整保留到现在的起码在一百三十件以上，档案材料从地上可以堆到天花板。那个朝代在思想文化上是绝对专制的，不允许有一丝一毫触犯统治阶级忌讳的话。那么在那个时代，要想在《唐诗三百首》中选黄巢的诗，是不可思议的，即使选进去，这本书居然没有被禁，也是不可思议的。假如我这位老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得一身剐，也要把黄巢的诗选进《唐诗三百首》，那么只有一个结果，书刚出来人就被处斩，然后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看到有黄巢的诗，我就大胆地断定这本书是伪作。我就把这本书还给这位同学：“对不起，你这本书是伪造的《唐诗三百首》。”那位同学不服气，“老师，这怎么是伪造的呢？我是从新华书店买的，又不是在地摊上买的。你看版权页，有出版社，有书号。”我说，尽管这样，这还是伪造的，因为书里面有黄巢的诗。我课后了解了一下，原来这本书是华北某省的一家人民出版社印的。可能是这家出版社的编辑觉得《唐诗三百首》很畅销，能赚钱，大家都印，他们也印。这位编辑先生自己对李贺有偏好，觉得《唐诗三百首》怎么能不选李贺，就补了四到五首进去，这个很合我的意愿。问题是他对黄巢的诗也情有独钟，那时候张艺谋还没有拍电影呢，黄巢诗也不是太著名，他也给补了两首进去。你补是可以补，你要说明本社出版的《唐诗三百首》经过我社编辑的增补，哪几首是我们补进去的。否则的话，你就是误导读者。为什么说他是误导呢？因为我们马上想到了一个结果，就是假如哪位同学看到了这本《唐诗三百首》，而这位同学又对清代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根据这本《唐诗三百首》得出一个结论，他可以说，谁说乾隆朝专制黑暗？你看乾隆朝一个叫孙洙的人选《唐诗三百首》把黄巢的诗选进去，不但没有被查禁，还很畅销，风行海内，说明乾隆朝很宽容，很开放。这不是胡说八道嘛。所以我们读书一定要注意版本的可靠性，注意文本的准确性。一句话，在我们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之前，首先解决一个文献学的问题。我不知道山师的同学对文献学的重视程度如何，反正在我们南京大学，对文献学非常强调。我们始终强调这一点。凡是从外校考入南大的，如果在以前的学校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献学这一门课的话，一定要求他补修。因为你必须要经过文献学的训练以后，你才会有这种比较敏锐的眼光，你才会有这种意识。当你处理一个文献的时候，你先从文献学上追问一下，然后再来从事分析。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文献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选题研究了。这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大致上是这样的。首先，古代文学学科研究的范围非常的大，我们要处理的对象是整个的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不计其数。有的同学说，我是研究宋代的，唐以前的我不管。不行，你在打基础的时候，你必须要全局在胸，你必须要从我们文化的源头，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然后从《诗经》《楚辞》一路读下来，才能进行你这一段的研究。比如你要研究唐诗，你不读这些先秦基本典籍的话，你就对唐代作家的文化素养，他们从文学上吸取的营养是哪里来的，或者唐代文学的根源，缺乏了解，你来分析唐代文学就说不到点子上去。再说，我们评价一个作家也好，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好，你凭什么对他作出评价？你凭什么说李白的地位、杜甫的贡献如何？这都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没有比较就没有评价。所以一定要全局在胸。假如你对古代的历史毫无了解，那么你对古代文学的发生背景就弄不清楚。当你在考察某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你不知道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源是什么，你就解释不清楚。你要是对古代的思想史不了解，对经学不了解，你对古代作家的心态就不懂，他们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杜甫要强调以儒学为本，而李白是兼取百家？你就说不清楚。所以读书要广博。
当然大家都很忙，学制也很短，来不及读太多的书。读书要有侧重性。读书有的时候要快读，有的时候要精读、慢读。朱熹论读书有一句名言，在《朱子语类》中有两个地方用了同一个比喻。他说读书应该怎么读？就像煮东西，比如一块牛肉，一个猪蹄。他说是“煮物”要分两步，第一步要像“快火滚煮”，第二步转入“细火文煨”，烧开以后，要变文火，才能煮透。朱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读书第一步要非常广泛，要比较快地读，要多读。你不能每一本书都细读，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三年毕业才读了几本书。所以读书要“广”，在“广”的基础上再挑几本典籍，最重要的作品，再来细读，仔细涵咏。有一部分书一定要精读、细读。经过这样两步，你才可能获得必需的学养。研究生阶段最不好的培养方式就是一进来就选一个论文题目，然后整整三年都围绕着论文来读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论文也许还不错，但是你将来毫无学术后劲。我们如果希望自己的学术生命长一些，就一定要打好基础，不要急功近利。要下苦功，你要扎扎实实地读好多跟你的学位论文毫无关系的书。这些书，这些知识，在你的学位论文中根本没有反映，但你一辈子受益无穷。
还有，读书，尤其是读文学作品，有两种读法。第一你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来读，这个时候，并不是为了写论文，不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这个阅读是“感字当头”。“感字当头”是程千帆先生说的，他的意思是说读文学作品要受感动，要从感情切入，跟古代的诗人进行心灵交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阅读方式。第二就是带着学者眼光的阅读，为了找题目来写论文，为了找出前人结论中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地方，来进行追究，这是第二种阅读。这两种阅读缺一不可。前一种阅读是第二种阅读的基础，第二种阅读是第一种阅读的深化，是一个自然的延续，两者结合起来，你的读书才是比较有成效的。研究文学的人首先要热爱文学，假如你不热爱文学，你读了文学作品不受感动，你趁早改行，你可以去研究别的学问。人的才能是有偏向性的，不是所有的人能做所有的事。有的同学不热爱文学，读了名著也没感觉，你赶快改行，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不要研究文学。研究文学一定要“感字当头”。你对作品没有感觉，对作品中浸透的那么深厚的感情都没有感动的话，你怎么来研究它？文学研究不能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把文本当作一个解剖的对象，这样不可能研究得好。
然后就进入选题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选题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是学术价值的问题，第二是工作量和难易程度的问题。我们选一个题目来做论文，它必须是有学术价值的。假如研究唐朝的一个不知名的诗人，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代表性，你的研究就没意义，所以要选一个有价值的论题。但是问题是，同学们在攻读学位，中国的学制又比较短，同学们的学力还不够深厚，所以你选题目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学术价值。也许这个问题很有学术价值，问题是，以你的学力，在有限的时间内，能不能做好。所以不能选太大太难的题目。你不能不自量力，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当然也不能选太容易的题目，那样会浪费自己的才华。要选一个比较难，但在规定时间内又能完成的题目。还有，大家选题的时候，必须要关注学界的研究动态，歌德说过一句名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他的意思是说，所有该思考的东西都已经被人们反复思考过了。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极其深厚的学科里，更加是这样。一切有研究价值的都被我们的前人研究过了。我们一定要在前人的积累上开始走。所以你选题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学界已有的看法。你要调查一下，在你想做的题目上学界已经有哪些看法，你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思考。现在有了电脑检索，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太难了。在我读博士生的时候，这个工作是非常难做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文献浩如烟海，要想知道有哪些书出版了，哪些论文发表了，你只能用手工到处去找。
我在博士生阶段选题有个过程，我把它介绍给大家，我最后的论文题目是做的江西诗派研究，后来在齐鲁书社出版了。但是这不是我的首选，我一开始并不想做江西诗派研究，我的首选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因为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一年时间都是读先唐的典籍。一开始程先生不让我读唐宋的书，他规定我读先唐的书，从《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汉书》一路读过来，《文选》《文心雕龙》，一路读过来，全部读先唐书。在此期间，我读了三本跟朱熹有关的书，一本是朱熹的《诗集传》，一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还有一本是朱熹作的《韩文考异》。这三部书我是老老实实地读了，读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朱熹的文学思想可以研究一下。因为那时很多人都说宋代理学家是反对文学、排斥文学的。朱熹虽然是南宋的理学宗师，可是他非常重视文学，他也很懂文学。所以他花了很大力气在从事文学方面的著作。我们知道，他在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楚辞集注》，他最后的著作不是他的四书集注，而是《楚辞集注》。他是热爱文学的，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朱熹的文学思想。但是我要先了解一下学界的动态，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那时候又没有电脑，我就到处翻，翻了国内所有的论著，都是说理学家否定文学、反对文学。现代的学术是国际性的，不能光看中国的情况，也得看看中国港台地区、日本、欧美汉学界，所以我把眼光扩展到域外去，很快就发现问题了。原来当时在台湾，钱穆先生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朱熹的新书，叫《朱子新学案》，是一本很厚的书，台湾版有2500页。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交通，我们是看不到台湾书的，我是从报纸上看到报道，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出版了，但是我看不到。这样，我就没法选题了，我不知道钱先生在那本书里说了些什么。我没办法解决，就向老师求助。程先生就说，我来帮你打听吧。一打听，就知道在国内已经有一本《朱子新学案》了，可惜这本书并不在图书馆里，它在一个私人家里。这个人是谁呢？是北大哲学系的一位老先生，他叫张岱年。问题是张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谁敢到他家里去借书看啊。我又不认识他。那怎么办呢？程先生也没办法，他也不认识张岱年先生。但是程先生认识北大中文系的林庚先生，他就写了封信给林庚先生，请他派个年轻人到张先生家里把这本书借来看一眼。林先生很热情，派了个学生到张岱年先生家里，把那本《朱子新学案》借出来，把目录部分复印了寄给我。光目录就有34页，我一看那目录，心就凉了，因为目录里包括这样几章：《朱子之诗学》，是研究朱子的《诗集传》的；《朱子之楚辞学》，是关于《楚辞集注》的；还有《朱子之校勘学》，下面有小标题《韩文考异》。我本来想考察的三个方面，他已经全都包括在内了，问题是我又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写了些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遗憾地放弃了那个选题。我后来一直觉得很遗憾，在1981年，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那时候国内学术界根本没有人关注到这个方面，没有人想到要研究理学家的文学思想。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选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关注学界已有的动态，国内国外有什么成果，要进行检索，一定要了解当你开始作研究的时候，别人已经做过什么，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撞车，会产生雷同。
最后再用几分钟说一下写论文的事情。说实话，怎么写论文，是无法具体谈的。古人说“文无定法”，论文也是无定法，也就是说论文写作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写论文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可用的方法是多元的，问题是在多元的方法中，肯定有最妥当的方法，要选取最能跟你这个问题的性质契合的方法。有的方法虽然好，但是在这个课题上不合用，那你就不要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倾向，片面地追求新方法。比如说用最时髦的西方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乃至西方的文化哲学理论，用它来研究我们的传统课题。好多年轻人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觉得要论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学者，而且，这个问题前人已经先研究过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出新呢？我们怎么能有所突破？用新方法，老一辈都不懂的新方法。我用这个新方法来研究，点铁成金，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我经常向这些同学泼一些冷水，当然我们也鼓励他们用新方法，但是适当地要泼一下冷水。就是你不要对新方法寄予太高的希望，假如你的基本功不扎实，假如你对传统学科的一些基本方法不太熟悉，你对你所研究的这个对象也缺乏理解，却试图把某个新方法拿来一用，就出一个好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学界呼吁新方法，不知道呼吁了多少次，到现在为止，我们几曾看见用新方法研究传统课题有最好的成果？很少。这说明新方法的有效性不是太好，你们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实际上，方法无所谓新旧。方法的好还是不好，就看它合用不合用，它本身无所谓好坏。我们不能说这个方法就一定比那个方法好，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讲究方法的实用性。借用武功的话说，就是实战效果。武术界最忌的就是花拳绣腿，花拳绣腿很漂亮、很美，但是它没有实战能力。举一个例子，《水浒》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路过史家庄，碰到了九纹龙史进，史进是一个年轻人，威风凛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王进却是一个干瘪老头，并不威风凛凛。史太公叫史进拜王进为师，史进不服，说他怎么能教我？史进就和王进较量一番。《水浒》里描写得很精彩，说史进“把一根棍子舞得风车样转”，多好看啊，多威风啊。结果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跌出去一丈远，他没有实战能力，他是花拳绣腿，那样的功夫没有用。这样的功夫，有点儿像现在学界的某些论文，它装饰了大量的时髦的术语，有大量的新方法的标签贴在上面，一会儿什么论，一会儿什么主义，结果它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它是典型的花拳绣腿。真正的武林高手是什么样的？朱熹引用一个叫宗杲的禅师的话，“有人运了一车兵器来，一会儿使刀，一会儿舞枪，老僧只有寸铁，但是我寸铁就能杀人”。为什么寸铁反而能杀人？就是因为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一剑封喉”，这才是最高境界，他这个武器才是最好的武器，十八般武器没有用。学术研究的方法跟这个是类似的。所以大家选中一个课题以后，一定要用一个实用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然后非常好地运用它，达到“一剑封喉”的目的。你去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就创造了一个学术记录。否则的话你贴满了标签也没有用，你把棍子舞得像风车一样也没用，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
好吧，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就开放给同学们，跟大家讨论讨论。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于2009年4月26日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
读中文系人的幸福
——在南大文学院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敬爱的学兄、学姐，亲爱的学弟、学妹：
院里让我以教师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讲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我能够代表全院教师说的只有两句话，一是向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二是对各位系友表示热烈的欢迎！此外，为了不使同仁们感到“被代表”，我只能谈几点个人的感想。正是秋色潇洒、天气初肃的晚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南大文学院的百年华诞。今天的盛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最难得的是，大家济济一堂，却都有同样的身份标志，我们身上都打着中文学科的烙印。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天到会的有三百多位南大文学院的历届系友，大家都曾在这里度过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大学时代的生活，肯定是人生中最珍贵、最温馨的一段回忆。因为它包含着追求真理的人生期盼，指点江山的慷慨激情，还有知心好友的初次相识，以及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而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性质为我们的青春岁月增添了浓郁的诗意，从而更加高尚纯洁，优雅美丽。我相信，即使系友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也始终忘不了那段岁月，始终对南大的美丽校园魂牵梦萦。我也相信各位系友今天在校园里重逢，一定会热烈地谈论当年在讲坛上的他或她，也会在心里默默思念“同桌的你”。
各位系友！南大文学院曾是东南学术的重镇，并始终坚持“东南学术”的精神。“东南学术”具有理性、持重、稳健的学术品格，在追求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人文关怀，在倡导新文化的同时非常强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我院最宝贵的学术传统，也是全体系友最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无论系友们从事什么具体工作，也无论系友们在事业上成就如何，由于大家都曾在南大文学院接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从而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品格。南大文学院虽然也会走出一些官员，但他们一定是清流而不是热衷富贵的政客。南大文学院虽然也会出现一些企业家，但他们一定是儒商而不会是铜臭熏人的土豪。人们常说南大地处南京这座省会城市，其地理优势北不如北京，东不如上海。如果这是指政治学或经济学等学科，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对于我们的文学院来说，南大地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可谓得江山之助。人称六朝故都的南京，最鲜明的城市特征就是深厚而优雅的文化传统。虽然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大多短命，但是南京的文脉却千年不衰。当年梁武帝在南京制礼作乐，大得中原士大夫之仰慕，以为正朔之所在。其实梁朝的经济、军事实力都不如北朝，它的真正优势就是文化。正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南京城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馆，成为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据历史学家考证，南朝文学馆的故址就在鼓楼之西，正是南大的鼓楼校区。昭明太子的《文选》，是在南京编纂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在南京撰写的。李白一生云游四海，曾七次来到金陵，远多于他进入长安的次数，并写出了“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深情诗句。王安石和苏东坡在朝廷里针锋相对，但他们在南京的半山园里相逢时，却心平气和地谈诗论文，以至于东坡动情地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安徽人吴敬梓寄寓南京，在秦淮河畔写成《儒林外史》，还自称“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在南京的江宁织造府长大的曹雪芹把《红楼梦》的故事背景安排在南京，并把其中主要人物称为“金陵十二钗”。即使是南京的下层居民，也受到浓郁文化氛围的熏染。柳如是等“秦淮八艳”，无不精通琴棋书画，其他城市的烟花女子似乎缺少这种集体性的文艺范。《儒林外史》中写才子杜慎卿在雨花台上听到两位挑大粪的底层劳动者说：“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慨叹说：“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所谓“六朝烟水气”，就是一种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蕴，一种沦肌浃髓的文化修养。所以我认为，南大文学院地处南京，真是得其所哉！缅怀我院的著名前辈，如王伯沆、黄季刚、吴瞿安、汪辟疆、胡小石、方光焘等先生，石头城下的风声雨声曾伴随他们的琅琅书声，玄武湖畔的烟柳长堤曾掩映他们的潇洒身影。我也认为各位系友能在南大文学院度过青春岁月，真是三生有幸！衷心希望学兄、学姐们常回家看看，来重新感受南大中文的美丽风景！
各位来宾，各位系友！在经济大潮波涛汹涌、功利思想甚嚣尘上的现实处境中，作为中文人的我们似乎已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还被世人视为不通时务的一群落伍者。我们在文学院里当教师，也在实用学科和英文书写成为时尚的学界潮流中逐渐边缘化。然而我们认同唐诗中所说的一种生活态度：“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我们为中文人的身份感到自豪，也因中文人的身份感到幸福。中文人所以自豪，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任务是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学理探讨和代际传承。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汉语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对于现代人来说，中国文学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文学不但以生动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心理特征，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所以在当代中国，要想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舍我其谁哉？中文人所以幸福，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更丰盈的精神享受。今人常说缺乏幸福感，其实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早已达到温饱，人们感到欠缺的正是精神生活。幸福的渠道当然多种多样，但中国文学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有人说文学只为人们提供安慰，事实上中国文学所提供的绝非仅仅是安慰，而是内涵丰富的精神食粮。大家学习中文，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关于语言文学的知识，而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范式，是先民们的诗意生存。我本人最为敬仰的古代文学家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和辛弃疾。我认为他们提供了诗意人生的六种范式，为我们构建了永远的精神家园。屈原是诗国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烈士。他以自沉的激烈方式结束了肉体的生命，却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陶渊明是诗国中最著名的隐士。他证明了朴素乃至贫困的日常生活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用行为与诗歌鼓舞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是我们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苏轼是诗歌史上最为名实相符的居士。他以宽广的胸怀和审美情趣去拥抱生活，还以坚韧旷达的人生态度引导我们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辛弃疾是诗国中少见的英武侠士。他用英风豪气鼓舞我们追求刚健而杜绝委蘼。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处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确切地解“兴”为“感发志意”。王夫之则在《俟解》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没有受到诗歌感发的人，其生存状态非常悲惨：“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他还指出诗歌的重要意义是：“圣人以诗歌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阅读屈、陶、李、杜、苏、辛的作品，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而诗意生存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正的幸福人生。作为中文人的我们，当然在此类阅读中独占先机。何况富翁捐款资助别人，多捐出一元自己就少了一元。我们则不然，我们向别人传播人生观，分享幸福感，只会在讲解、切磋的过程中增进自己的理解，从而实现双赢。所以在当代社会里，真正感受到幸福的人，舍我其谁哉？
各位来宾，各位系友！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读中文的人。对于各位系友来说，我愿意借用张伯伟教授刚出版的著作的书名，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读南大中文系的人”！
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于2014年10月18日南京大学文学院百年系庆上的讲话。）
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文学研究的七种方法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