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格式(历史研究格式规范)
历史研究格式，历史研究格式规范
马敏（左）陪同章开沅先生考察大理古城
以辛亥革命研究走上治学之路
学术家园：您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历史专业？
马敏：我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读历史系，可以说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机缘偶然。从高中开始，我就对哲学和历史非常感兴趣。1974年高中毕业，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插队做知青，随身行李是一箱子书，主要是哲学和历史类书籍，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曾反复地看。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建筑公司当工人，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填报志愿时，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两个专业。不过，我的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录取，却非常奇怪地收到了并没有报考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因为历史成绩较好，招办的老师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推荐了我，系里两个老师专程到招办，经过考察录取了我，正是这个机缘决定了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和学术轨迹。
77级的大学生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刻苦，更为难得的是，当时老师们也都特别好。我们大一时在京山分校半年，老师跟学生住在一块，宿舍是挨着的，基本上天天在一起，课堂上、生活里，随时可以请教，完全沉浸在学术中。记得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老师还跟我们一起去鱼塘游泳，游累了坐在溪边乘凉，聊学问，学生们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讨论很热烈。那个情景就好像大鱼引着小鱼，既是导游，又是导学。
学术家园：能回忆一下当时学习印象深刻的事吗？
马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一堂课。他给本科生讲的课不多，一般以专题课的形式进行，正是他的一堂课，决定了我走上学术的道路。那堂课上，章先生给我们讲他在苏州发现的商会档案，这批档案时间跨度从晚清到1956年工商业改造，先生由此讲了商会研究、社会群体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我当时听得很入神，从一个这么小的切入点能进入如此广阔的学术天地和高深的学术境界，深为钦佩章开沅先生的学术风范。课后，我把自己的所感所思写成了一篇小文章，没想到两位任课老师刘望龄和李子林看到这篇文章后亲自来学生宿舍找我，说看了这篇习作，觉得我对研究近代史、辛亥革命很有基础和天赋，问我有没有志气报考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激动万分，当即下决心并开始积极准备。后来先后幸运地考上章先生的硕士生、博士生，以辛亥革命研究为专业方向，走上了治学之路。
面向社会，走向纵深的辛亥革命研究
学术家园：您的治学之路从辛亥革命开始，当时是怎样进入这个领域的？之后又怎样展开？
马敏：我的学术研究是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的。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章开沅先生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基本思想是：不仅研究辛亥革命本身，还要从革命扩展到研究社会，通过更广泛的社会研究，回过头来更加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苏州商会档案的研究正体现了这一思想，从辛亥革命的事件、人物进而向社会背景、结构发散，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群体。1982年，在章开沅先生的安排下，我与同学朱英随刘望龄老师到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
整理档案是一种极好的治史训练，对于刚踏入学术领域的我来说，建立了从第一手史料出发的实证史学思维，并且受到了规范的学术训练，如档案里的历史称谓、格式等等。我在苏州待了半年多，后来以此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汇编前后持续了30余年，直到2012年完成《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的全集出版，共6辑12册，约900万字，成为中国商会史研究重要的资料库，同时，我们也开辟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路径，形成了独特的商会史学派。
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在广东中山召开了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规模很大，论文有100多篇，中外学者济济一堂。作为青年学者，我们提交的论文要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和选拔。我的论文《论孙中山伟人品质》与同学桑兵、韩明的文章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被选在会上做大会发言。在那篇论文中，我把个性心理学的方法引入孙中山研究。大会发言后，胡绳等前辈们对我们鼓励有加，还有日本著名学者野泽丰、美国著名学者周锡瑞等都主动找我们谈话，认为中国新一代学者很有希望。这次会议奠定了我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坚定信心。
在苏州整理研究商会档案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关于博览会的内容，比如中国怎么到国际上参加博览会，怎么自己开博览会等。商会参与了很多博览会，而在当时，博览会是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我觉得很有意思，便跟刘望龄老师说，目前的汇编没有列博览会的栏目，建议加一个“商品展览与赛会”栏目。后来，刘望龄老师和苏州档案馆的叶万忠老师听取了我的意见，增加了这个栏目，从此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博览会史。
后来，章开沅先生认为过去西方传教士办的大学非常值得研究，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就是华中地区著名的教会大学，有较为丰富的档案资料，我们便率先在全国开始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989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在各地召开了10多次，出版了很多学术论著。
从革命到社会，在章开沅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既涉及广泛，又走向纵深，富有活力。
坚持“求实存真”的学术特色
学术家园：作为章开沅先生的学生，您对先生的为学为人有什么感受？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
马敏：在求学和治学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章开沅先生。今年5月28日，先生驾鹤西去，留给人们无尽的怀念。每当回味和思考他的理论和风范，都能获得新的收获。
“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是章开沅先生总结自己学术生涯的话语。虽然先生很谦虚，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两大领域研究的重视。其实，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包括张謇研究、商会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影响深远。
“求实存真”是章开沅先生最鲜明的学术特色。记得考上他的研究生后，他亲手给我们书写了楚图南先生给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两句话是他最为推崇的名言，他的书斋也命名为“实斋”。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在他看来，治史最高的层次和史学家最应该追求的是真善美，要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并且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我想，这便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最好注解吧。
于我而言，章开沅先生既是恩师，也是慈父。我在学术道路乃至人生道路上的很多重要节点，都离不开他的点拨指导。他经常是发现一个好的研究领域，就放手让学生去做，而我们的成绩，是因为站在他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才获得的。对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他这样说，“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
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学术家园：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您发表了多篇文章，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如何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并推动其不断深入发展？
马敏：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望辛亥革命的历史，如何看待和评价其历史意义和影响？如何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无疑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也还远未走到尽头，关键在于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与新的思路。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时，章开沅先生在谈及辛亥革命的意义时，曾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要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历史本身和百年历史展望”。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要将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理解和探索，放在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视距中，作贯通性、通盘式的考察，从而揭示辛亥革命深层次、长久性的历史影响。循着这个思路，如何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野，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复杂性，深化相关研究，是我近来着重思考的问题。
比如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复兴，将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近代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孙中山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对外交往等方面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初步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当然，这些转型，在辛亥革命后还只是初步开始，并没有真正完成。辛亥革命无论是在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以及革命的广度和彻底性上，都还存在致命的缺陷，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只是初步展开，更大的高潮则还在后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继承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辛亥革命，将中国和中华民族带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使孙中山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的美好愿望正逐步得以实现，中华民族正以更伟岸的身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原文刊登于2021年10月11日《人民政协报》第9版 学术家园
记者：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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